明朝“重典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考量/郭 杰

　　明朝的统治者已经深谙刑罚的功能，认为刑罚的打击对象应有所轻重，而不能平均用力，将一些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犯罪行为，如“盗贼、帑项钱粮”等作为刑罚打击的重点对象，用刑极重，而对一些“典礼、风俗、教化”等没有触及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基础的犯罪却用刑极轻。对此，清代著名的律学家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比较明朝和唐朝的法律之后，得出了“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律为重”的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明朝长期所实行的“轻其所轻，重其所重”的刑罚适用原则的结果，这种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家的重刑思想。

　　（三）实行缘法而治，重典治吏

　　明朝的“重典治国”政策包括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个方面，但更侧重于重典治吏。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对各级官吏用刑之严、处罚之酷、株连之广，无以复加。

　　首先，重典惩治贪官污吏，实行不赦不宥。《大明律》中有很多专门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条文，而且用刑极严。《大明律》中规定了官员常犯的“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并将“六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表明政府严厉打击官吏渎职犯罪的决心。在处罚力度上，官职不同，相应的责任也不同，对长官处罚更严厉一些，而且官吏犯罪还在不赦不宥之列，为“常赦所不原”。

　　其次，严厉打击官员失职、渎职犯罪。为了能够使皇帝独揽行政大权，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朱元璋特别重视对有损皇权统治的各级官吏的失职、渎职犯罪的惩处。《大明律》规定，“凡军官犯罪，应请旨而不请旨，及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当该官吏处绞。若文职有犯，应奏请而不奏请者，杖一百。有所规避，从重论。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应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同时，为了提高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统治效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明太祖在《大明律》中又规定了各级机关的工作职责，对官吏违反职责的行为同样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惩罚。

　　再次，创设奸党罪。为了严禁臣下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危害中央封建集权的统治，明太祖又创立了奸党罪。具体包括以下几种行为：“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律该处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者”，“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纲者”，“刑部及大小各衙门官吏，不执法律，听从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奸党罪是在明朝重典治国立法思想指导下设立的，它可以强化君主集权，防止臣下篡权变乱。但是，因为统治者对奸党罪进行任意解释，该罪名也成了最高统治者诛杀异己的得力工具。明朝屡兴大狱，肆意杀戮朝廷重臣与封疆大吏，大多是基于奸党罪的法律规定。

　　最后，用刑极严，刑罚更趋残酷。朱元璋为了遏制各级官吏贪污腐败以及危害中央集权统治的行为，在对罪犯的处置上用刑极严，甚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明律》规定，只要官员贪污银子在六十两以上者，就剥皮实草，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