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霸业悲剧的成因探析/齐宁阳

　　春秋时期的战争规范，既有尚礼节的正义之战，又有尚诈术的不义之战。宋襄公的失败在于他对尚诈术的战争规范视而不见。英明的领导者往往能在两种战争规范间达成平衡，讲求仁义的同时也不忘权谋之术，仁义和诈术两者不可偏废其一。但宋襄公却并未准确把握战争规范，他只知遵循仁义，对于诈术充耳不闻。当时代的天平已经偏向诈术一侧时，宋襄公还妄图仅仅依靠仁义、礼节取胜，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行仁义是有限度的，应以实力为保障，在双方势均力敌，对方也坚守道德准则的前提下，我方理应回之以礼，这无可厚非，也是国与国之间最起码的尊重。但是，宋楚间的那场泓水之战，从军事实力上看，宋为弱国，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仁义的枷锁只会使自己陷入更艰难的境地，也意味着兵败国危。“打铁还需自身硬”，以仁义扬名的宋襄公因军事指挥能力不足而折戟于争霸的路途上。反观今天，领导者除了要追求道德、实行仁政，自身业务能力也要过硬，只有两者同时具备，才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才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 外交失策，平衡失序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宋国地处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中心地带。在国家实力不济的情势下，宋襄公作为领导者，理应奉行平衡外交政策，在列国之间左右逢源，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经略东夷，攻打郑国，与楚为敌。这些外交行为，非但未起到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反而打破了平衡。外交环境的恶劣导致宋国孤立无援，败局已定。

　　春秋时期是一个理想主义外交观与现实主义外交观相伴共存的时代。宋襄公所生活的春秋中期，王室衰微，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等级秩序逐渐解体。当时的华夏地区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在这种状态下，他国的外交行为势必会影响到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于是外交思想开始萌生。理想主义的外交观主张以周天子的名义节制诸侯，崇尚周礼，把周礼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崇尚权力，认为国与国之间只有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在二者的不断交锋中，现实主义逐渐占据上风。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诸国争霸不休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要想求得生存，就必须壮大自身实力，用实力说话，否则会有灭国之危。理想主义固然美好，但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理想主义还是要败给现实主义。但宋襄公却选择了前者，这也是其霸业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其应采取现实主义的平衡外交政策。宋国处于中原腹地，是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中心地带，平衡外交策略才是其首要选择。宋国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它在国际格局中扮演的角色。从交通上看，宋国位于战略要冲，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必经之路。在各诸侯国均想称霸中原的形势下，宋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以说，宋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从地形上看，宋国地处黄淮冲积平原，地形平坦，易遭他人进攻，无险可守。此外，强邻的环视使其难以拓展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