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霸业悲剧的成因探析/齐宁阳

　　宋襄公的思想保守、因循旧礼还体现在令邾文公杀人祭神上。公元前641年，在宋国召集的曹南之盟上，宋襄公因国国君迟到而命令邾文公杀掉侯去祭睢水之神。以人祭神，这种原始的做法与殷商时期的人殉制度相似。到了春秋时期，这种野蛮的思想已被革除殆尽，然身为一国之君的宋襄公竟然还在遵循。这无疑再次证明宋襄公的某些思想观念还一直停滞在殷周时期，他拒绝吸收新思想，深陷旧制礼俗的泥潭不能自拔。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霸业的悲剧因子。

　　二、帅才不足，指挥乏术

　　春秋时期的过渡性表现在军事上就是战争指导观念的深刻变革，尚礼节和尚诈术并行而立。在新旧战争观念的嬗变中，尚礼节的战争观正逐渐让位于尚诈术的战争观。而宋襄公却依旧拘泥于传统的战争礼节，对于新的军事谋略熟视无睹。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宋襄公指挥能力不足，决策单一，墨守成规，不知变通，这也是其霸业悲剧的原因所在。

　　战争指导思想的变化引起战争方式和规范的巨大改变。孟子曾言：“春秋无义战。”［2］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战争已成家常便饭。在多次的实战过程中，为了求取胜利，越来越多的战争手段得以发明，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半渡而击”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等成为先进的战争指导观念。“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3］这种传统的作战准则已经遭到多数人的践踏。正义战越来越少，战争的手段日益丰富，兵法日渐诡道。正如班固所言：“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4］那时，“识时务”的军事领袖多擅长权谋诈术，不惜一切去攫取最大利益。与此同时，战争的残酷性也空前升级，战场成了血淋淋的角斗场，几乎看不到“军礼”的影子。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必须懂得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歼灭敌方。也就是说，在战时状态下，领导者必须反应机敏，稍有迟疑就将引火烧身。但在关乎其霸业成败的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却两度拒绝目夷的正确建议，错失最佳战机，大败而归。

　　由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指挥失利，可知其军事才能的欠缺。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在楚强宋弱的不利形势下，遵照“不鼓不成列”的传统规则，宋军必败无疑。目夷深切地认识到，要想取胜，就得在战术上做文章。因此，在楚军“未既济”之时，他果断地建议宋襄公开战，但宋襄公认为这样不道义。当楚军“既济而未成列”之时，宋军若能迅速击之，或许还能打楚军个措手不及，成败也将另当别论。于是，目夷再次建议开战，但宋襄公依旧不许，一味坚守“不鼓不成列”的战争信条，结果宋军大败。在战时的危急关头，宋襄公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想的是如何以最小的损失、最快的速度克敌制胜，而不是考虑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