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中）学术推介

　　张婷、王友云在《跨域治理方式的协议治理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一文中指出，协议治理过程是一个协议缔结、实施、争端治理和绩效评价的完整过程，是一个从开始谈判到执行的完整流程。从协作治理理论视角出发，对协议的“缔结—实施—争端治理—评估”这一应用过程进行以“谈判—协商—承诺—执行”为模型的缔约主体行为分析和考察，包括协议缔结阶段的法律原则与程序、不完全性问题和主体间的博弈行动；实施阶段的效力、模式以及所受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约束；争端治理阶段的责任与纠纷解决机制；评估阶段的效果、风险评估以及评估方法问题。这一分析框架较有力地解释了“一带一路”协议治理应用过程的现实运行机理和区域协作治理关系的生成逻辑与发展。基于这一分析模型，“一带一路”跨域合作协议治理的改进路径有三个维度：一是加快互联互通的设施建设、培育契约精神和加强区域文化建设，优化“一带一路”协议治理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二是积极发展“一带一路”国家间通过协商共治、柔性行政与弹性治理方式推进协议执行，创新“一带一路”协议治理应用方式；三是通过创设协议实施的激励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责任体系、建立协议第三方约束制度及完善协议的争端治理机制等途径，建立“一带一路”协议执行力有效提升的系列制度。一带一路”实施协议治理虽然存在诸多不足，受到多重因素的约束，但协议治理正成为“一带一路”跨域公共问题与合作治理的新机制、新方式和重要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内政府间协作，化解了区域协调困境的一些难题。

　　李鹏、李文慧在《权力距离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研究》一文中指出，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作为法定权力赋予的领导者，其领导行为及实践会影响权力距离，进而放大或弱化群体性事件的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力距离与政府领导行为的匹配，可将政府领导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交易型领导行为，出现在低权力距离、低集权需求的情境下，政府提供资源并帮助弱势成员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二是精神型领导行为，出现在低权力距离、高集权需求的情境下，政府通过加大集权高效地控制溢出的风险；三是变革型领导行为，出现在高权力距离、低集权需求情境下，政府通过改变弱势群体的价值信念，提升弱势成员的需求层次，使弱势成员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他们建言献策；四是传统型领导行为，出现在高权力距离、高集权需求的情境下，政府为规避风险，倾向于采取集权专制的领导行为，控制应急资源和弱势成员权力的分配，但存在忽视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的可能性。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领导行为需要根据情境的变化，完成与权力距离、集权需求的动态匹配。交易型领导行为在需要缩短权力距离、适当放权的起因期，能够帮助弱势成员表达意见，从源头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精神型领导行为在需要相对缩短权力距离、适当权力集中的酝酿期，能够帮助政府转换思路，采用内部激励的方式提高双方的满意度，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变革型领导行为在需要相对增加权力距离、适当放权来调整矛盾的冲突期，关注提升弱势成员的需求层次，防止群体性事件激化。传统型领导行为在需要适当集中权力、增加权力距离的平息期，具有效率高、权威强的特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