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中国现代治理下的反思与参照/许玉婷 陈宝玲

　　（四）集体行动困境解决之道的绝对化和单一化

　　是否如奥尔森所言，只有在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及其他特殊手段（选择性激励）时，集体行动才会形成吗？笔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奥尔森那里，公共物品仅仅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但马威尔和奥利弗指出，在现实中实际存在着两种公共物品，一种即奥尔森所认为的公共产品，如公路、公共图书馆等，另一种则是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如和平。［6］对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人们团结起来争取其实现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但在这一情境中，虽然这个团体很大，却没有强制性，也没有运用选择性激励。另外，当面对事关一些人类生死攸关的利益如安全、福利和正义时，人们更多的是出于本能需要而采取集体行动，而非奥尔森所说的，只能通过强制或选择性激励才能形成集体行动。其次，选择性激励和“纤夫寓言”［7］式途径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良方，却并非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唯一出路。奥斯特罗姆认为，规模大小与成员的属性对集体行动并不具有单方面的关系，因为它忽略了这一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的可能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所带来的对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由此我们看到，除了强制和选择性激励，对于类似于“公共池塘资源”，如地下水、某一海域的鱼类资源等，基于熟人社会情境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声誉惩罚式自主治理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开辟了蹊径。

　　其次，人的社会性对交流、对话的需求暗示了个体在就某事做出决策时很难完全做到独立于特定情境。相对于完全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特定情境（潜在议题、公共能量场、公众议程等）下，个体不可避免会受到相应变量（潜在关注、舆论冲击、劝说性沟通等）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情境和变量或多或少、或强或若、或隐或现地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使个体在面临集体行动选择时心存顾忌，纵使在没有激励和强制的情况下也会淡化甚至放弃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心理和行为，偏向情境理性，从而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

　　三、结语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性人假设、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悖论思维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特色，然而奥尔森在对人性进行假设时太偏执于理性的经济人基调，同时又忽视了许多其他有效影响变量，加上奥尔森偏向于将集体行动理论的博弈过程视为静态的一次性博弈而非动态的重复性博弈，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之道局限于有限的、单一的路径，致使集体行动理论受到质疑和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