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的文化维度构建与传播模式创新/陈燕侠

　　但媒体融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生产的引入问题，需要在更多的地方制造一些让人们可以参与、表达的端口和接点，解决渠道失灵与渠道中断问题，解决能量资源的再利用问题。喻国明提出的“高维媒介”意味着：“互联网比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那些传统媒介都高出一个维度，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喻国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南方电视学刊》2015年第1期）所谓“高维”，不仅是基于互联网的传播载体的多元和翻新，还在于这些载体的关系与融合。维度的增加是对传统平面化、一元化传播的突破，它改变了传播现实和政治生态，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现实，也为廉政文化的有效传播开辟了更大空间、带来了更多可能。手机报作为新媒体家族中的“老媒体”，今天已明显落伍，其互动性相较于微博、微信和客户端十分薄弱，其时效性、表现形式、容量等方面也存在明显欠缺。显然，《人民快报?廉政周刊》在载体、渠道和形式等方面的单一令其传播效果明显受限。当前，“两微一端”的多维传播生态已成气候，而廉政文化的多维传播格局还远未实现。根据传播媒介和载体的不同，廉政文化传播包括文学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视觉传播、数字传播等。在移动互联时代，反腐倡廉的文化维度建设亟须对新的传播环境做出更敏感、更充分的反应，主动激活新媒体能量，融合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功能及文字、图片、影像等传播符号，趟出从传统媒体到“高维媒介”的进化之路。要积极利用所有新媒体渠道，将廉政文化融合于信息平台推送的碎片化内容中，通过立体化、弥散性传播，将反腐倡廉思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文化倡廉的立体传播体系。

　　二、秉持开放姿态，创新廉政文化传播内容

　　在科技创新传播载体的同时，反腐倡廉的文化维度构建还要有新理念、新内涵，才能真正实现内容的突破和创新。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廉政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清官文化”，其主要依赖个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清官文化”已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它缺乏普遍性、约束性和稳定性。就现实而言，我国的腐败问题具有普遍性，“塌方式”腐败已非个案，腐败文化或腐败亚文化已成“政治之癌”。在某些人眼里，腐败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于是“炫腐”“羡腐”，甚至“笑贫不笑贪”“笑廉不笑腐”现象屡屡出现，不只是手中拥有权力的人腐败，老百姓也认为办事必须请客送礼，由此腐败成为一个社会的群体心理和普遍现象，使文化倡廉之路倍加艰难。

　　廉政文化作为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的总和，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廉政文化包括事物、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王文升：《廉政文化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廉政文化作为多层次的庞杂系统，其内容的创新也应基于这三个层面。

　　首先，事物的传播层面。事物的价值在于提醒、警示和示范，包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