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朱志玲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朱志玲日期：2016-12-08 11:05:29

一客体的冲动。如果仅从心理层面说，抽象的社会现象可以成为怨恨的客体；但从情感指向的角度说，抽象的社会现象因不具备现实可感的外在形态而不能成为怨恨攻击的实际对象。因此，“仇不公”必然要发生对象转移，转移的目的是使抽象的社会现象具象化。而“官”和“富”正是“不公”具象化的体现，在民众的认知里，官员和富人群体（严格意义上应该是腐败官员与越轨富人）不仅制造了大量社会不公平，而且也从社会不公平现象中获益最多。因此，“仇不公”是结构性怨恨的本质，仇官、仇富则是结构性怨恨的两种主要表现。

　　二、仇官：结构性怨恨的主要形态

　　（一）仇官与仇富的程度差异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特征及对策研究”课题组2013年在四省六市进行的社会心态调查数据显示，在所列的22类社会矛盾中，官员“贪污腐败”（57%）被认为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矛盾，这和此前多项调查报告中被访者将“官民矛盾”列为各种社会矛盾之首的结果一致。与此相比，“贫富分化”（37.1%）则排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之后，位列第五。除此之外，被访者普遍认为“权力腐败”（73.4%）是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权力腐败”（41.4%）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人们对官员腐败的心理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力极低。但人们对富人群体的评价则相对理性，在对富人致富方式的认知中，人们更多地肯定了“能力和才干”（75.8%）、“善于抓住机遇”（62.7%）等个人因素的作用，而最能引起公众仇富心态的“官商勾结”（36.3%）和“不正当手段（坑蒙拐骗、弄虚作假）”（24.6%）这两项因素在7个选项中排在第四位和第六位。不难看出，虽然仇官和仇富同为结构性怨恨的表现形态，但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我们采用配对样本均数比较法对这一程度差异进行了检验。我们认为，当下人们仇官和仇富心态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官员群体权力运用合法性和富人群体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质疑。因此，我们选择了两个变量，“您是否赞同‘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和“您是否赞同‘大部分富人是勤劳致富的’”来进行差异度比较，选项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为五个等级“赞同”“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不赞同”，依次赋值1到5分，得分越高，赞同度越低。公众对“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均值为3.38，对“大部分富人是勤劳致富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均值为2.93。t检验结果（表1）显示，公众对“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均值与对“大部分富人是勤劳致富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均值之差值的均数为0.455（P=0＜0.001），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推断公众对“大部分官员是廉洁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低于对“大部分富人是勤劳致富的”这一说法的赞同度，仇官心态强于仇富心态。由此可以认为，仇官是当前结构性怨恨最主要的表现。这一结论与有关学者对当前社会矛盾作出的“在各种社会矛盾对应群体当中，官民之间的矛盾问题居前列，有时甚至是居于首要的位置”［2］的判断一致。

　　（二）仇官心态的现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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