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基本内涵、转型困境与发展路径/马胜强 吴群芳

　　二、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基本内涵

　　作为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结构功能主义是基于西方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其逻辑前提是“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社会中心主义的方法”［3］。这种观点把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看作影响社会政治运行的根本性力量，而政府则是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博弈的平台，其作用主要是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尽可能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4］。

　　很显然，基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抽象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我国政治实践中的利益表达现象。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与西方社会的输入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往往起始于政治系统内部，即来自作为权力精英的党政干部对社会政策问题的考察和认识，由他们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输入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系统，从而表现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内输入”［5］特征。因此，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主要不是以群众性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作为动力，而是以党政干部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综合民意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6］。这种与西方政策输入过程不同的、具有中国政治实践特色的利益表达模式，本文称为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所谓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是指反映当代中国政策问题的利益要求，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当中的个人或团体，而是由各级党政干部通过一定的工作程序，主动考察和认定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然后自下而上层层进行利益表达，直至党和政府的政策中枢系统，甚至有时党组织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会直接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主动体察民意，代表人民群众进行利益表达的运作方式。

　　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相互运动、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社会的剥削阶级被完全消除，形成了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整合程度较高的社会利益结构，造成了社会利益主体的相对同质化，社会群体和个人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被抑制在这种同质化较高的社会结构当中。另一方面，从党的执政方式来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革命时期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经验延续并发展为国家的政策过程，党和政府承担了整个社会利益要求的表达和综合功能，建立并完善了一系列体制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包括党组织系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工青妇为代表的人民团体、信访机构等。因此，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主要由各级党政干部按照群众路线的要求，通过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