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与儒家传统视域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解析/席伟健

　　著名学者何怀宏（2005）对于所谓的“三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三种“传统”是三种主要的赓续性力量，同时参与塑造我们当前的现实。第一种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传统”，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勃兴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国力的迅速崛起，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极大改变。第二种传统则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形成的“百年传统”或“世纪传统”，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持久的激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三种则是“千年传统”，是“中国在它真正面对西方和异己的一个‘世界’之前、在漫长的两三千年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这三种传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而“合”的阶段其实才刚刚开始，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必须努力接受一个主要由三种传统糅合的现实。

　　然而，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有些讨论当中，这三种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互相排斥的状态，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充满着争论，特别是涉及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对于一些改革受益者来说，他们会将那个时代的历史看成“国将不国”的漆黑一片；对于那些为改革开放付出了代价的人来说，他们憎恶改革开放年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传统价值，从道德层面对其予以否定，至于一些传统文化的热心拥趸，他们则无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一味强调现存的问题，并提出诸多过激的观点。显然，这都是无视现实的盲目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检视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所持的看法。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种理性的态度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一些学者在党史国史上的具有误导性的断章取义的论述。

　　学者谢淑丽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如果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着眼，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思考。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泽东时代为基础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两个时代对立起来。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能把改革开放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就会无视两个时代的连续性。

　　此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化程度高、离心力大，因此，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关于这个命题，国内学者通过对“新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的研究探讨积累了丰富的认识。总之，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以及邓小平时代所形成的自由传统，应该被看作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