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探略/李 墨

　　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建设海洋强国问题听取汇报、进行研究部署，将建设海洋强国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尤为关键。不管从历史还是法理上讲，中国都无可争议地享有南海主权，但在现实争端依旧存在的状态下，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海洋秩序，“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南海争端，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法治化的现实需要”［5］。首先，依法解决南海争端思想同习近平的亚洲安全观密切联系。习近平认为，虽然当前中国同有关国家仍存在海洋权益争议，但“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的取向”，为此，在法理原则和制度理念层面，“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其次，对国际公约的共同遵守是开展合作协商的必要要件。在1982年《海洋法公约》和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都规定了解决海洋争端的相应法律程序和适用机制。通过共同探讨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落实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深化执法安全合作等法治化路径约束各方和解决争端，才是确保南海各方及亚太局势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关于共同依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思想

　　当前，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危害人类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的最大障碍，国际反恐怖主义相关制度法规的国际公法属性，以及其旨在维护人类整体权益的法治目的性，都表征着国际社会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法律规范的遵守，应当是全面且不设双重标准的。第一，基于恐怖主义的反人类性和极端暴力性，依法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从观念上做到零容忍。习近平指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在此原则下，各国家和地区组织都有义务尽自身最大可能打击恐怖主义。第二，制定区域法律规范与执法合作机制，是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现实途径。在201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体系”。一方面，国际社会要加强执法信息的沟通交流，做好本国国内法与国际反恐法律之间的衔接，在开展反恐怖的搜查、扣押、查封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把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同铲除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建立反恐人才的培养机制，密切各国司法人员往来，中方将设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以此为各成员国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培养司法专业人才，储备多国共同反恐的人力资源。第三，针对恐怖主义在网络技术、核能材料、生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蔓延的现状，各国应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制，深化专项反恐领域的沟通协作。

　　（三）关于遵循国际生态法律规范开展生态环境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十分关注国际生态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着眼于国际与国内生态建设的两个大局，在多个重要场合表明中国主动遵循国际生态法律规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和立场。一方面，习近平认为，生态问题是决定中华民族能否永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福祉的重大问题，“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