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协商转向/吴杰华

　　协商过程中交往权利和交往结果的不平等导致协商民主的持续性困境，也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抨击协商民主的焦点。如果在协商过程中，无法使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群体在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中平等、理性地对待其他群体的政治参与，反而会依据自身的文化优势对其他群体进行某种程度的排挤和压制，那么基于民主基础之上的协商就无法继续进行，更谈不上取得能够被各方接受的结果。由于在参与民主协商的过程中，公民个体往往是依附于群体的身份，所以这种排斥会表现为一种团体特征的对抗和分离，会加大伤害社会成员对民主信仰的基本忠诚，以包容差异为目的的民主协商又会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最终导致参与者脱离协商过程，回到最初的原点，协商民主本身也会由于失去根本的意义而停滞。

　　三、 协商民主的理论回应

　　一般而言，民主的发展和共识的达成需要文化上的同质性作为基础。达尔在对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进行仔细观察之后，曾经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过阐述，他认为参与民主进程的公民之间要具备某种同质性，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个人利益与“共同的善”之间的显著矛盾，保证公民大会和民主秩序的稳定。文化上同质性条件的满足在古希腊、古雅典时期是很容易满足的，但在现代社会，要想真正满足这一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民族国家大多会存在多个文化主体，不同的民族之间、宗教团体之间、社会组织之间都会存在差异性的文化倾向，如果再考虑妇女群体、移民群体等情况，那么多元文化在现代国家内部的并存和冲突简直可以被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拥有至少两种身份标签，他可以从所属的文化群体中获得自我认同和强烈的归属感，打上“文化标签”，也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打上“民主标签”，这两种身份统一在个体身上，却可能因为价值取向的差异而导致深层次的冲突。拓展到全社会来看，如何从民主制度上做出调整，来应对多元文化提出的现实挑战，也成为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尊重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同时，消除边缘化意识，推动它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又不能在基本的政治原则上做出让步，不能使文化背景的差异影响政治共识的达成。协商民主的兴起，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回应从单一同质文化向多元异质文化的转变。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尝试。虽然具体的观点存在差异，但这些学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大都沿袭了同一条路径，即在尊重个体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公平而持久的对话，在可以公开讨论的机构中，强化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推动政治意愿间的理解，从而在相异的个性力量和有组织化的共性制度之间实现沟通，当每个人的需求和利益都得到重视和认同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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