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性寻租—秘书腐败研究

　　寻租理论是研究寻租行为的一门学问，租金以及经济租金是支撑该理论的两大基石，本文就从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从一个新的视角和逻辑来理解和分析秘书的寻租行为。那么，秘书的寻租行为对大环境有哪些要求呢？秘书究竟在其工作岗位上，依靠职责之便，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稀缺资源呢？这些稀缺资源又是如何转化成为经济租金的呢？秘书是否具备寻租主体的资格呢？本文将借助寻租理论的新的研究路径来重新审视秘书腐败这一社会现象。

　　一、秘书依附性寻租行为的制度环境——寻租市场的出现

　　秘书腐败现象的出现从背景上来说与官员腐败几乎无差别，都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转轨体制这一背景紧密联系。从本质上来看，秘书腐败就是利用转轨体制中的缺陷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寻租市场的出现就是转轨体制漏洞产出的副产品。

　　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进改革策略不同，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依据自身的国情，坚定地走上了渐进式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保证社会大环境的稳定下，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按步骤、按阶段地推动改革，实现改革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改革路径的局限性和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转轨体制作为这一改革策略的衍生品，有着其自身的特性。

　　一方面，边际经济领域逐渐市场化，利益格局严重分化，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竞争日益激烈，而在以既得利益群体为主的上层建筑中，仍然在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社会治理体制，这种二元性的转轨体制是寻租市场出现的制度基础。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为了使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再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其中，而这种改变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刚性结构，加剧了身份性的社会分层，社会竞争不断加强，在这种环境中，社会行动者的逐利动机日趋强烈。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并未由于市场力量的增长而萎缩，政府对市场的总体控制能力甚至不降反增，只不过是改变了权力的方式和领域间的分配比例而已。

　　另一方面，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所延续的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并非始终是有效和高效的。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政府运用行政资源对市场和社会进行广泛地干预，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同时也间接导致政府失灵，例如政府越位、政府缺位等。有学者认为，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和市场协调失灵是寻租行为发生的基础。同时，这也是寻租市场形成的标志，寻租市场的形成为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

　　二、秘书依附性寻租行为的客体——经济租金的产生

　　经济租金产生的来源就是秘书所拥有的关系资源优势。秘书由于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所处的特殊职位，往往拥有与职权不相符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就是其自身的关系资源优势。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关系有两种主要的功能，分别是：工具功能与资本功能。关系作为一种有价的无形资产，人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对关系工具的占有、运作去获取社会中的稀缺资源时，关系就由静态概念转变为动态功能，展现出它所具有的社会资源特性，如资源配置、整合和获取利益等功能，进而实现从“关系”到“关系资源”的转化。而由于制度原因，我国领导干部与其秘书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