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关系与反腐机制创新

　　裙带关系，原意是相互勾结攀援的妇女姻亲关系，现多指为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图谋私利的腐败官员（群体）之间的关系。受长期的劳动就业体制影响，单位系统内部成员的关系日益复杂化：血亲、姻亲、上下级、朋友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单位成员的行为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裙带关系的牵制，以致形成一个任何个体都难以置身事外的关系网，尤其是对于其中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员而言。

　　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对裙带关系的谴责代表了制度化和普遍正义的理念。有一种观点认为，裙带关系充当了中国官僚体系上下沟通、流动的桥梁和润滑剂，是制度化的有益补充，不可或缺。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在“非制度化”的意义上，把裙带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物化价值作为官员位阶及其公共资源流动的标准，这种裙带关系同正式制度之间排斥、取代的作用关系是绝对的，而其融合、补充关系仅在特定时间的某些个体中发生。此时，其他要素如学识（学历）、能力（政绩）、品格（职业道德）、群众基础等不再重要，甚至在裙带关系的遮蔽之下产生功能异化。诚然，从辩证的视角看，考虑到各种社会资源、成长环境、家庭教育等优势，确有相当部分的人才出自裙带关系，并在制度化的上升渠道中抢得先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资源的先占性极易通过非制度化的形式侵蚀他者的正当发展权利，这也是裙带关系的最大弊端。换言之，以大大小小的裙带关系为同心圆形成的资源分配的差序格局，对关系之外的陌生人加以拒斥，尽可能使之边缘化，而在关系内部却有着程度不同的向心力。这种裙带关系的一般形态和运作机制，显然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基本原理格格不入的。

　　一、裙带关系的演变轨迹

　　以历史的眼光看，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裙带关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由意识形态、计划体制决定，以阶级划分为选择尺度，公众在政治权力（权利）上必须迎合特殊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在经济生活方面，除了极少数人享有特殊待遇外，社会整体又陷入了绝对公平主义的窠臼。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完全在公众可以容忍、接受的限度内。当然，长时间的高生产、低消费的国家集中体制也使得人们充分适应了短缺、“均贫”的日常生活。因而，裙带关系不可能真正影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分配体制，政治权力亦无须在经济领域内寻租。相较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和政治生活常态化，裙带关系迅速向高级形态演化，某种程度上具有资源垄断性的政治家族出现了。不少官员子弟借助在教育、参军、招工、招干以及晋升等方面的体制性优势，“近亲繁殖”并向核心关键部门聚集，逐步占据高端资源，社会阶层和既得利益逐渐固化。

　　当前，政治家族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通过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过度联姻，导致资源的不公正分配，诱发较大多数人的相对被剥夺感，事实上已经成为深化改革、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阻滞因素。裙带关系对个人、小团体或局部地区而言，或许可以达到短期效益优化的效果，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落后地区来说，其肯定是非效率和不经济的。因为仅就单个、独立的腐败行为而言，其可能会降低一定的交易成本，而从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法制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以及社会公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