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政治”时代的领导特点及行为规则探析

　　一、“强人政治”到“常人政治”的历史性转换

 

　　在历史的长河中，“强人政治”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生态。放眼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独立、富强几乎都是在“政治强人”带领下实现的。但是“强人政治”具有时代性，不可能永续存在。于是，“退场”就成为“政治强人”不愿面对却无法回避的政治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强人政治”到“常人政治”的转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1.政治使命的阶段性。“政治常人”取代“政治强人”具有时代必然性。“政治强人”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走向先进的必备要素。这种政治使命催生了“政治强人”，但是政治使命的阶段性特征亦决定了“政治强人”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会因为“政治强人”的巨大贡献而停止不前。当国家独立、富强了，“政治强人”的生存土壤就不存在了。特别是在和平时期，统帅式的军事执政方式必然转变为民主程序下的“常人议政”。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是本质要求和时代主题。我们要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顺应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新执政方式，打破对“政治强人”的崇拜，建立健全领导权力的运行机制。

　　2.“政治强人”的人性限制。理想化的社会治理或者最优化的社会治理应当是“哲人王之治”。“政治强人”与柏拉图所倡导的理想统治模式中的“哲人王”有些形似，但是“哲人王之治”只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图景或者美好愿景，并不可能真正实现。由于“政治强人”无法摆脱“人无完人”的人性限制，因而不可能升华为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换言之，“政治强人”只是才智超群的凡人，而并非超凡脱俗的神仙。由于人的禀赋差异以及心理变化，“强人政治”会出现“仁政”和“暴政”两个极端。“上一代是仁君，下一代是暴君；这一刻是仁君，下一刻是暴君”的惯常景象使得“强人政治”无法确立政治生活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因此，“一人之治”的“强人政治”必然会让位于“制度之治”的“常人政治”，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3.政治权威的时效性。“强人政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魅力型统治。然而，“政治强人”的魅力并不可能永存，“政治强人”的社会认同延续性会出现“时代断裂”，产生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政治强人”的魅力因对象不同而会产生不同效果。“政治强人”的魅力如同情人眼里的西施的那份美丽，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社会大众不一定就能完全接受“政治强人”的那份魅力。即使接受，建国立业中一代伟人在革命年代所累积的个人权威，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就附体于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常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如果一味迷恋“政治强人”的领导模式，无异于“东施效颦”，不仅无法增益其政治权威和社会公信力，反而可能因“强人政治”所带来的特权集团、家族政治、贪污腐败等问题而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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