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作风应增强政治理性与官民双向良性互动

　　一

 

　　转变作风是老课题，虽然屡被提及，但也屡试屡败。自古以来，每当吏治腐败、世风浇薄之际，明智之士总会登高一呼，整肃吏治，政教并举，移风易俗，以求“致君尧舜上，再使民俗淳”。然而，“作风”与“作秀”，虽有一字之差，却不乏相近之实。官员们身在官场，久经风雨考验，政治感觉灵敏，善察风向，长于应变。如果认为“转变作风”只是一阵风，那就要么暂避风头稍作收敛，要么随风起舞大肆作秀，待风平浪静之后，一切恢复常态。因此，鉴于权力格局未变，即便自上而下强力推行，也只能转变风气于一时，而无法优化整体政治生态，最终只能重陷“治乱循环”之困局。回首历史，秦汉唐宋明清，乃至近现代，都不乏其例。

　　与此迥异，中央出台“八项新规”，将“转变作风”提升到“对民族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充分体现了我党“对历史负责”的高度历史自觉。其战略意义，在于依据党的十八大之统一部署而推进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构。一方面，鉴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新兴国家强势崛起，包括欧、美、日在内的整个西方，苦于资本链和生态链的严重撕裂，已经不再是国际政治风向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得以异军突起，并积极引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我国亦将因此继续赢得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国内政治风向标。作为十八大向全球做出的庄严承诺，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还是它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所公开宣示的具体目标，都犹如古代将帅所立下的“军令状”，实在是无法轻易悔改与移易，它们既会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提出严峻考验，也会为巩固我党执政基础、实现中华复兴提供绝好机遇。

　　可见，作为十八大后我党新政的总动员，“八项新规”乃是统揽大局、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它不是基于一国一时的政治热情，而是基于全球格局的长远战略。它只是中央新政的风向标，后续必然还会有更为周密细致的布局。“八项新规”涉及调研、外访、开会、发文、报道、接待、陪同、警卫、待遇等诸方面，而且率先从中央政治局自身做起，其范围之广，其规定之细，其诊断之准，其决心之坚，其力度之大，均堪称史无前例。因此，新时局，新气象，新航程，新班子，新作风，五者融为一体，只有将其提升到“新政/新风”良性互动的高度，才能理解其战略意义与深远影响。

 

　　二

 

　　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自然风气，或急或缓，或东或西，时热时冷，旦夕突变，四季循环，难得久长，均属天然，只能顺应，无法改换，此乃“自然动力学”使然。至于社会风气，确实也有一定的客观性，既无法一夜之间转变，也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但是，在本质上，社会风气根源于人际交往，它不是天命循环，而是事在人为，只要符合“政治动力学”，诉诸官方良法与民间良俗，社会风气不仅能够适时加以转变，还可以持久有序地累积、扩展、提升。

　　相应地，评判作风之好坏，不能依据道德理想，而须立足于政治理性。如果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