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党委政府借力网络“扒粪”监督机制研究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但所有媒体都向受众打开了“参与之门”，把原来由媒体把持的更多的对话交流权利“让渡”给受传对象，而且新兴的网络传媒、移动数字传媒更是带来了多点交往、即时交互的全新传播关系。也就是说，在网络时代，无论什么样的信息，只要网民有兴趣或者觉得有价值，就会被迅速发布到网上（“扒粪”），伴随着他们的评论在瞬息之间传播到各个角落。近几年，许多重大的涉政网络负面事件如“天价烟”、“躲猫猫”、“70码”、“90后局长”、“表哥”等都是网络率先“扒粪”或是经过网络的传播而推波助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研究网络“扒粪”对于反腐倡廉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民间反腐与政府引导的强大合力，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善识、善待、善用、善管网络，更好地引导网络“扒粪”的有序进行，更好地密切党群政民关系。

　　一、加强网络参与的立法体系建设，使“扒粪”更加理性化

　　自1996年以来，我国已经颁布和实施了一些相关的法规和条例，如《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网络安全的决定》等，但随着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有一些条文已经滞后，还有一些条文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加快网络立法的步伐，建立较为完善的网络法规体系，对网络资源的管理，网络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政府、组织、个人在网络中的权利和义务等做出规定，特别要对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做出明确的界定。立法要始终围绕党委政府、网络与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关系来展开。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来看，网络立法应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信息公开、网络议政是政府的法定义务，网络知情权、表达权是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要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序、范围和方式，保障公民拥有畅通快速的利益表达、议政建言的渠道。要建立严厉的虚假信息举报惩罚机制，依靠法制手段坚决打击网络暴民。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来看，政府发布信息，获取民意，网络媒体为公共舆论提供平台。从网络媒体与公民的关系来看，要以法律规范约束网络媒体的行为，强化网络媒体的责任意识。公民的网络言行必须服从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网络参政议政特别是网络“扒粪”也应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公平正义为标准，以事实依据为准绳。

　　二、大力推行党务政务公开，使“扒粪”更加有序化

　　如果一个政府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人们就一定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在我国，80%的社会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只有20%的政府信息是公开的。美国某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曾经发表了数字化的“不透明指数”，其内容包括法律制度、经济政策、政府规则、会计及企业统计、腐败行为五个方面。根据这五个方面的比较，在统计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最后一位。因为我们的政务公开基本上属于权力型公开方式。公开什么、以什么渠道公开、什么时候公开等，都是由政府自己说了算，公众完全是被动的。这种公开方式反映了行政公开突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公开方式中，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