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规则观

　　2012年10月10日，某网友在傲游哈哈网上将“中国式过马路”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帖一出，人们纷纷跟帖、转发，引发了一场全民性大讨论：从网上到网下、从《人民日报》到诸多地方报、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方电视台、从广播电台播音主持到各式视频“拍客”、从普罗大众到学界专家，甚至国外的一些媒体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美中新闻网，都在热议“中国式过马路”，并延伸到对“中国式开车”、“中国式接小孩”、“中国式治堵”等一系列“中国式××”问题的讨论。这一短帖之所以具有如此广泛的感染力，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尽不如人意的国民性问题：中国式规则观。其实，有关中国人的规则意识，学界早已有所讨论，只是不及“中国式过马路”这么形象、逼真、大众化而已。笔者试以常人话语概述中国人的规则观，从有关的大众言论中悟出背后的行动逻辑。

　　“无规矩不成方圆”

　　有人慨叹：中国人没有规则观念。这一说法与事实显然不符。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自古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中国人崇尚的各种伦理纲常、道德礼仪都属于规则范畴。近代中国人对强国兴邦之道的探索，在经历了武器制胜、技艺强国的挫折之后，最后将国之羸弱归因于国家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党的方针。如今，宪政、法治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规则意识已然成为人们评价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制度建设几乎成为民论国策中的口头禅。倘若中国人的规则意识真的完全阙如，“中国式过马路”根本不可能引发我们的兴趣。

　　毋庸赘言，中国人是重视规则的。只是我们对制度和规则缺乏应有的敬重和自觉，许多制度和规则成了我们治理他人、约束他人的武器和工具。许多人对于制度和规则的意义的认识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和抽象性的，未能贯彻到具体的管理当中，未能将这种抽象的理论认识贯彻到自身的行动当中。这造成我们对于制度和规则的宪政性兴趣与行动性兴趣之间的鸿沟。所谓宪政性兴趣，是指我们期望自己所在的社会共同体中实施宪政民主、依法办事；所谓行动性兴趣，是指使自己的行为遵守相关的制度和规则的倾向。说白了，我们期望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却不情愿自己的权利被规则束缚；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按规则行事，却很少考虑自己以身作则、从我做起。规则意识只是我们评价、批判甚至惩治他人的一个工具。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规则很重要，但规则遵从更为重要。然而，当制度和规则成为追求利益、获取价值的制约障碍时，我们常常告诉自己或他人：“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有多重意蕴：其一，死的、定型的规则必然会有漏洞，为什么不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制度的漏洞呢？其二，规则本身不会说话、不能自动实现，它需要人去解释、去执行，为何不能在负责解释和实施的人身上动动脑筋呢？其三，既然规则是死的，而现实情势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为什么要死守固化的规则呢？难道“活人非要被尿憋死”不成？我们坚信：只要有政策，必定有对策。

　　其实，当我们说“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