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规则观

　　“严惩不贷”、“高抬贵手”

　　或许是由于他人的违规行为破坏了我们对制度的宪政性兴趣，又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制度重要性的笃信，我们从理论上特别憎恨那些有法不依、违规行事者。因此，当我们以立法者、司法者、评判者的角色发声时，我们多半会从行动者内部找原因，主张严刑重典、对他们“严惩不贷”。然而，倘若我们是制度的规制对象或因前述原因成为违规者时，我们多半会将违规归因于外部因素，请求“网开一面”。

　　这种双重标准和观点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待人处世逻辑中主体间性的缺失。通俗一点讲，“我们”习惯于对“他们”保持警惕和批判，与“他们”划清界限。我们至今还未养成现代多元社会所要求的多元共存、多元合作、多元共同探索、多元共同欣赏等生活态度。或许正是由于堡垒式的、排他性的“我们”观念，立法的“我们”、执法的“我们”、守法的“我们”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商，缺乏足够的理解与同情；正是由于主体间性的缺失，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如此缺乏真正的规则意识。哈贝马斯强调，“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真正的规则意识不只是对规则内容的了解，也不仅仅是懂得“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而是把规则当作自己行动的理由和动机。当老百姓对于一项规则的目的和意图不理解，运行机制不支持，甚至抱怨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时，“我们”怎能奢求“他们”信奉规则，把规则当作自己行动的动机和理由呢？

　　与上述主体间性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我们特殊的自我观念。我们常常自称为普通百姓，举双手赞成“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一旦规则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我”在我们的观念中就不再是抽象的普通人，而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特殊化，提出一系列要求特别对待的理由：规则当道时请求“网开一面”，违规犯法时希望“高抬贵手”。将自我特殊化、具体化，将他人一般化、抽象化，这本身就不是一种主体间性态度，从根本上扼杀了真正规则意识的生成。

　　“思变如易爻”

　　在我国，《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是了解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一扇窗户。尽管当今中国许多人看不懂《周易》，但社会却传承给了我们《周易》的精义：辩证变通和相生相克。遇到规则当道怎么办？变通应用、寻找漏洞，实在不行就找规则（人）的“克星”——权、钱甚或美色，以图能屏蔽规则甚至改变规则。然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很难直接改变规则的，且往往是制度和规则随意变换的受害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是普遍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和现实。一方面我们认识到规则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又并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