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转型陷阱”关键在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

　　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多次提及“改革”一词，近期关于改革的报道、讨论更是不绝于耳。这固然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有关，但更是为陷入“转型陷阱”这一形势所迫。

　　一、“转型陷阱”的定义

　　“转型陷阱”，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视野下的中西方结合的概念。从概念谱系来说，“转型”是一个本土的概念，与它类似的有“变迁”、“变革”、“改革”，强调的是变化，包括形变和质变两个方面。“陷阱”则源自“制度陷阱”、“拉美陷阱”、“增长陷阱”、“收入陷阱”等概念。无论是从体制还是发展的角度看，“陷阱”都是指一种僵化的无效均衡状态。针对我国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学者们为探究其原因做出了努力，“转型”与“陷阱”的结合水到渠成，匡贤明将其归因于“改革陷阱”或者说“转型陷阱”（匡贤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改革陷阱”》，《南方日报》2011年11月22日），孙立平将其定性为“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经济观察报》2012年2月27日）。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转型陷阱”的研究才刚刚兴起，主要成果只有2012年年初清华大学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和孙立平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本文将从既得利益集团和系统论的视角对“转型陷阱”的形成机制进行讨论，并提出跳出“转型陷阱”的相应对策。

　　二、“转型陷阱”形成机制：基于既得利益集团和系统论的视角

　　赫希曼（Hirschman）认为，改革会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得到改善”，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具有深刻的利益冲突性质，正是在不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并构成既得利益格局。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本质上来说，是“权力、资本、资源三者相结合所产生的吞食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怪胎”，中国当下的既得利益格局由四大利益集团构成：权贵利益群体、垄断利益群体、地产资源利益群体、金融—虚拟经济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更加深入的改革会损害其自身利益，进而成为“转型陷阱”形成的最大推力。

　　在系统论的视角下，“转型陷阱”这一政策结果的形成，一是受路径依赖，即已有体制的历史惯性影响；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输入—转换—输出过程的结果，而这一政策结果又对输入和转换过程进行反馈，影响政策意图和政策制定，在如此循环的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不断的加强，既有体制得到不断的巩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损以及改革共识的弱化。

　　（一）路径依赖：渐进式改革陷入陷阱的先天因素

　　按照剧变程度，改革可以分为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