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模式”新一轮改革：破解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瓶颈

　　“江汉模式”缘何深化

　　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改革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00年，社区建设的“江汉模式”第一轮改革在理念上提出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体制，在实践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架构了社区体制，引领了全国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然而，由于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江汉模式”第一轮改革虽然架构了社区体制，但未完善社区体制；虽明确了政府社会职能，推进了政府社会职能下沉，但未改革政府社会职能运行的体制机制，在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新架构的社区体制与传统的行政体制不断发生碰撞和冲突，显露三大困境。
　　资源配置困境。公共资源配置是政府履行其自身职能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是把稀缺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2000—2006年，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社会职能下沉的需要，江汉区政府部门通过财政购买公益岗位，向社区下派各类专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专干、劳动保障工作专干、计划生育工作专干、流动人口协管员、城市管理协管员、安保队员、自行车巡逻员和网格化监督员，号称“八大员”），至2007年底，财政购岗的社区专干达到2594人，平均每个社区有23人。政府各部门购买岗位成为一股风，其背后的行动逻辑是：部门想的是“谁都花钱买岗位，我不买岗我吃亏，最好是谁也不吃亏”，街道办事处想的是“有人总比没人强，上面拿大钱、我拿小钱”，社区居委会想的是“不要白不要，反正又不要我拿钱”。“八大员”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社区工作力量，但并没有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效能，其结果是“政府不满意，社区不满意，居民也不满意”。如果得不到有效制约，这种“不吃亏”的行动逻辑会驱使政府部门不管需要不需要都抢着购岗，公共资源配置困境会越陷越深。
　　合作行动困境。社区建设是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社区问题的过程。为适应政府社会职能社区化的需要，江汉区政府部门向社区下派各类专干，20多个专干进入社区，但逐渐陷入合作困境：部门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劳动、相互推诿、资源浪费。如社区人口和房屋信息雷同率高达60%，却由计划生育工作专干、劳动保障工作专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专干、外来人口协管员分头采集，重复采集变成多次扰民，统计口径不一致又带来信息失真，信息内部封闭又带来信息孤岛；路面巡逻是在相同区域，承担彼此关联的工作，如规范自行车和机动车停放、发现违章建筑、劝阻占道经营、劝阻乱扔垃圾、劝阻践踏绿地、劝阻街骂和街斗、威慑小偷等，但却由城市管理协管员、安保队员、自行车巡逻员、门前“三包”员、交通协管员等分头执行、各自为政，即使安保队员在巡逻中看见有人占道经营、有人乱丢垃圾、有人破坏绿地，也会视而不见，常常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现象。
　　社区自治困境。社区善治需要充分培育和发挥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然而，江汉区政府职能社区化使社区居委会这一法定的社区自治组织遭遇“行政捆绑”。20多个专干进入社区，带来一个管理问题：政府部门购买公益岗位，部门自然掌控社区专干的人权和财权；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的义务，部门以此为由将事权和责任交给社区居委会。进入社区的专干越多，落在社区居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