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考量与实践拓展／苏东方

　　新时代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时空范畴。意识形态工作要适应情境变幻，反映时代特征和时代诉求，在时代发展中探索拓展空间。高水平、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情况催生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衍生出各社会阶层的不同诉求。经济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动、主要矛盾转换与外部环境影响呈现出整体性逻辑，带来了价值理念和社会思潮的多元样态，思想观念样本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带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性。这种风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可避免，甚至会始终显现或隐蔽于发展的时代洪流中，这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上必须面对的“机动式”难题。系统来看，内维风险和外维隐患合构成可能性风险生成的多源起点。内维风险囊括了可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本土性因素，主要指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多维制度缺陷（缺失、错位或失灵）、能力缺陷、技术缺陷、文化异化等。外维隐患则表现为西方敌对势力隐蔽且多样的“西化”“分化”中国之“实战”。西方势力借助经济发展优势渗透其意识形态“优越”的过程，不同程度地阻碍了民众文化自信、价值自信的整体性实现。实质上，这种隐患是对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和推进中国主流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双重挑战。

　　（二）载体之变：新技术发展与舆论治理难度提升

　　技术变革成为舆论治理格局的最大变量，“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智能”构建成最核心的信息传播模式，社会舆论治理的难度渐次提升。社会舆论治理难度提升的原因多样，技术发展促成的载体和平台多元化是其中之一，它打破了党和政府掌控信息发布的局面，从而削弱了信息的权威性；技术赋权、资本合谋、计算认知、排斥逻辑下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更易诱发群体性盲从，带来“羊群效应”；“逆火效应”常催生真实性困境，“后真相”时代来临；网络舆论中的庸俗娱乐化和泛娱乐化现象严重，理性思考缺失。

　　具体来看，技术（工具）进步在重塑传统的舆论传播生态和打破舆论制造—灌输的单一路径中不断稀释集权化的政治权威，其外在的表现即党和政府信息的权威性被削弱，网络空间逐渐生成多个舆论中心点，形成去中心化的舆论生态结构，舆论生成与传播呈现横向流动的趋势，朝扁平化结构发展，网络空间的异质性程度提高。舆论生态的这种广度的弥散及纯净度的改变，本身就加大了舆论整合治理的难度，再加上网络空间中的舆论权力博弈传输出不同声音，交织性言论带来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和威胁国家安全的风险。“互联网能维持一种反支配话语，通过权力削弱和边缘化来挑战既有的统治体系和合法性以及政治主张的宣言”［3］，这是技术变革中党领导舆论治理所面临的极大挑战。

　　（三）能力之限：主流价值传播要求与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能力不相称

　　意识形态工作者能力的供给侧与信息传播的需求侧之间的不平衡，是主流价值传播要求与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能力不相称的主要表征。

　　对意识形态工作者来讲，意识形态建设能力提升视域下的专业核心素养表现为对传播规律的深度把握。当前传播输出的供给侧呈现出传播技巧“思维固化”、传播客体“一视同仁”、传播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