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务员行为激励的场动力探析

　　3.“社会—情绪场”的焦虑：社会资本的断裂。公民共同体结构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包含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特征。S市受访者认为，社会欺诈、诚信缺失是社会信任的硬伤，法律制度与监督体系的不完善造成规范性社会资本的不足。C市公务员对公民有序参与的结构性缺失表示遗憾，认为基层社会矛盾恶化是民主协商与社会网络化治理的失败。还有部分受访者认为，社会上对公务员角色的偏见和不理解容易引发冲突，甚至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社会资本的断裂给公务员带来心理压力和工作阻力，造成内心焦虑与工作懈怠。

　　4.“文化—价值观场”的冲突：信仰与意志的模糊。部分公务员认为，娱乐、广告、房地产等行业从业者的“闪富”“炫富”等会对基层工作者产生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心理暗示，非主流文化的躁动与官场暗流的涌动等也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选择与坚持产生负面影响。社会焦虑与浮夸、信仰缺失与模糊以及社会正能量的局部“失声”等问题造成了公务员道德滑坡、信仰沦陷、思想意志消沉，内心的“自豪感”逐渐蜕变为行为的过场化、表面化，甚至会采取变相减少劳动付出、隐性增加工作收入等社会非效率行为。如果缺乏及时的思想引导和心理干预，很有可能使公务员从公共服务者转变为公共资源攫取者，蜕变为非主流文化的俘获者。

　　5.“生态—信念场”的消极：“生命共同体”意识缺乏。现有研究将环境治理失败归咎为财政分权、利益博弈、制度碎片化、“压力型考核体制”、政治激励失效、公众参与有限等方面。而有受访者认为，目前生态治理如同“撒胡椒面工程”“形象工程”，公务员自身在本质上、内心上缺乏一种有责任、有担当的生命共同体意识，思维方法和行为取向都趋于个体化、原子化、眼球化的利益驱动，忽略了生存空间的代际传承、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协同增效等，因而无论制度如何完美设计和精确要求，也只是助推不同包装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无法将生命共同体意识从外在政治要求转换为内在行政信念，更无法赢得心理尊重和自觉践行。

　　三、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公务员行为激励的场动力路径

　　（一）深化制度认知与建设

　　1.增强法治与制度认知。公务员不仅要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知，还应该培养法治意识、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增强制度认知能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精神来解决社会矛盾、规避经济风险、化解政治危机、和谐社会关系，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与完善公共政策，避免制度认知的模糊和政治定力的丧失。

　　2.提升激励制度认同感。第一，调整并优化公务员薪酬结构体系，向长期工作在艰苦地区、偏远乡镇的工作岗位倾斜。第二，进一步落实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第三，全方位构建公务员晋升通道与发展平台，做好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教育培训战略规划。第四，改革公务员绩效考评制度，借鉴项目制、合同制考核方式，引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质量等其他考核指标，多途径激发公务员工作活力。

　　（二）增强工作能力与使命意识

　　1.提高工作与学习能力，扭转挫败情绪。班杜拉模仿理论认为，群体水平与榜样标杆影响个体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