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法治思维破解滥政与懒政的思路

　　2.健全行政问责机制，使领导干部不能滥政与懒政。鉴于目前各级政府行政问责机制不健全、行政问责的统一法律缺失的现状，首先，应明确划分行政责任。划分权限、明确责任是实行问责制的前提，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同一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要相互明晰责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体系，从最大限度上遏制滥政与懒政现象的发生。其次，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实现“制度问责”。要以法律规范权力，使行政问责机制高度规范化，并完善问责程序，通过严格完备的程序，确保问责机制的良性运行。再次，应健全行政问责的配套机制，使行政问责落地有声。要建立绩效责任机制，将绩效考核评估与个人的问责结果直接挂钩，将问责结果与提拔、任免、晋升等联系在一起，杜绝滥政与懒政现象的发生。要做到信息公开与政务透明，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上网、上墙，让公众拥有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要推广治理滥政与懒政的成功经验。落实行政问责机制，可以推广“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制度，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精准定位滥政与懒政干部，并将其纳入召回之列。

　　3.健全监督体系，使领导干部不敢滥政与懒政。首先，监督主体应多元化。以往监督主体大多是政府自身，而政府自我监督的不足十分明显。所以，监督主体应从单一“同体监督”走向多元“异体监督”，除作为内部监督主体的专门机关外，还要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媒体和公众的外部监督，使政府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自上而下监督与自下而上监督相结合、公众监督与司法监督相结合。其次，监督主体相对独立。为保证监督主体公正履行监督职责，各监督主体要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这种监督的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机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权力行使上，要赋予各种监督主体法定的独立监督权，使监督主体对滥政与懒政现象的监督更有成效。再次，监督形式多样化。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改变偏重于追惩纠错的事后监督现状。对滥政与懒政的监督应该是经常性、连续性和常态化的活动，监督应贯穿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其中事前监督最重要，也最难实行。为此，应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让监督主体参与到事前监督中来，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共享信息资源，实现三种监督形式的有机结合、有效进行，对滥政与懒政行为做到事前“堵住”、事中“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