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群体政治生态转型的“不适应症”及应对建议

　　3.身心失控的极端行为有所增加。人既是理性动物，也是情绪性动物。一方面，高压的反腐态势持续推进，部分干部长期处于惊恐、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之中；另一方面，“有权不能任性”“既不能乱干，也不能不干”以及“干部既要能上，也要能下”的舆论环境，使得很多干部对自己的情绪问题大多采取压抑的处理方式。这种被压抑的负性情绪长期累积，一旦被触发，就有可能导致身心失控，引发极端行为，例如自杀行为等。据《财经》杂志的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15年2月，我国官员的自杀或疑似自杀案例就多达99起之多。官员自杀行为的具体原因虽说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但十八大以来官员自杀案例的增多无疑与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关。在《财经》杂志所统计的99起官员自杀案例中，经官方公开通报或证实发现遗书的有15起。在这些遗书中，官员们也多次提到自己深受抑郁、焦虑、痛苦、绝望等负性情绪的折磨。在当前反贪腐态势下，诸如官员自杀的极端行为虽说是个体行为，但也会对单位和部门的工作以及个人的家庭生活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因此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二、“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增强干部心理适应性的若干建议

　　1.夯实基础：必须加强干部心理研究。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一百多年以来，科学心理学形成了系统庞大的学科体系，心理学研究基本涵盖了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干部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是由政治心理学、领导心理学、职业心理学来承担。在我们国家，关于干部心理的研究还比较落后和欠缺，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关于干部心理的研究也大都比较肤浅和零乱。究其原因，在我们国家，干部这个群体被严重特殊化。干部因身份职业的特殊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上的特殊化。这种因身份职业的特殊化所产生的心理上的特殊化，不仅是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产生心理适应性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学术界的研究，甚至导致了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忌讳和忽视。但“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对官员贪腐行为的“治标”和“治本”都必须面对干部的心理研究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破除各种障碍，大力加强对干部心理的研究。只有深入了解干部的心理，了解干部的内心世界，才能探索出“治本”的路子，进而为从严治党、科学化党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