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人之常情向贪腐的异化之路

　　从政者不必也不可与人之常情绝缘，有血有肉的领导形象、有情有义的领导行为往往可以拉近领导与群众的距离，融通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益。能做的、该做的，公职人员不积极主动去做，不仅与人之常情相悖，更易造成误解，逼民想歪点子、走歪路子，导致人情歪风的产生和蔓延。但从政者也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常思职责所在，紧抓“人”与“官”角色之别，不能做的、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否则就会突破为官底线、触碰法纪红线，更会诱民作奸。总之，于民之益，则官就是人，人之常情并无不当；于己之私，则官就是官，人之常情确实不当。若此，以人之常情作为贪污腐化的借口，岂不悲哉？以人之常情作为推脱罪责的说辞，岂不谬哉？

　　

　　二、常与异的量质之界

　　

　　人之常情的关键点在于“常”。“常”者，原为古之长度单位（一丈六尺为常），后字义不断引申，具“恒久不变”之意，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再有“一般、普通、正常”之意，如“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因此，“常”讲求的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中和的状态，是处于量变范畴的一种常规性存在。“异”者，怪也，奇也，与“常”相别甚至相反，多作“不同寻常的”“不一样”，也可与“常”结合使用，意指非正常、特别。因此，“异”讲求的是多变的、跳跃的、偏激的状态，是超出量变范畴的一种非常规性存在。

　　那么，人之常情之“常”到底该如何定位与把握，这本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所涉方面可谓无穷无尽，但具体到人之常情被贪腐行为绑架这一事情，却可以点破之，那就是是否与权力挂钩，正所谓“贿随权集”（赵翼：《廿二史札记》）。如前文所述，从政者实际上是“普通人”与“公职人”两种角色的叠加。从角色论的角度看，前者属于无严格和明确规定的开放性角色，以私为基点；后者属于有严格和明确规定的规定性角色，以公为基点。二者遵循截然不同的权利义务规范和行为模式。理想状态下，从政者应该私则私之、公则公之。作为“普通人”，眷顾亲情、关心友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亦是人之常情；作为“公职人”，秉公权、行公道、尽公责，既是职责所在，亦是操守底线。但现实是，因“普通人”角色开放性所带来的张力，加之别有用心的诱导和自我要求的放松，“普通人”角色必然会越过边界对“公职人”角色进行干扰和破坏，造成人之常情在“公职人”身上被贪腐行为绑架的局面。

　　从政者必须谨记“事出反常必为妖”：素无交往的旧友何以突然熟稔起来？向来冷清的门庭何以突然热闹起来？一直平平的人情礼金何以突然增长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事情好像顺理成章，也可以有多种解释，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核心却在于权势加身，无外乎是以人情为借口，达到接近公权、利用公权、以权谋私的目的。&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