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领导及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近年，一些领导学研究者提出，21世纪的领导学方向将由价值领导理论（Values-based Leadership）主导，理由是，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的领导环境将更加动荡不安。这一理论认为，过去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造就的各种机械论与确定论的领导思维，将难以驾驭动态多变的新环境。基于文化和价值观进行领导的价值领导理论认为，通过价值导向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可以营造更加强大持久、更具竞争活力、更具人性化的组织文化，确保组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壮大。无独有偶，近期比较热门的理论“适应性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也革命性地抛弃了西方以往确定论的研究传统，主张以辩证和灵活的领导理念和方法，应对未来更加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巴斯金等西方学者认为，“适应性复杂系统理论”与东方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尤其是与中国传统的注重伦理道德内容的道学及儒学思想比较一致。

　　一、中国传统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价值领导

　　从现代领导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领导方式大都属于道德伦理式的领导。早在周王朝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敬德保民”“明德配天”等一系列以道德教化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被视为兴国安邦的基石。中国古代主要哲学学派尽管在方法途径及强调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推崇道德教化，其中以道家和儒家为最。道家强调只有用道德教化才能唤起人性的善，而儒家更认为唯有道德伦理才能从内在唤起人们的羞耻之心。

　　在国家治理历史中，中国古代哲人早就发现，单靠法治，社会是无法达到理想状态的。因此，孔子很早就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即用政策法规来管理、领导，用刑罚来整治、规范，民众只求免于被惩罚，心中并没有耻辱感；用道德价值来规范引导，民众不仅有耻辱感，而且内心也会认同。显然，中国古人之所以把道德价值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是因为认识到了法律作为外在的手段具有局限性，而依靠道德价值为内在要求的治理更加高明。

　　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家并不是不了解法治的重要性，但即便是提倡以法治国的法家也并不排斥道德伦理的作用，而是强调法应作为治国理政的首要手段，并且其法治目标必须是推行公认的道德伦理。如法家慎到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慎子》）东汉唯物论哲学家王充也说：“治国之道，当任道也。若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可见，中国古代各家各派均强调道德纲纪对国家实现繁荣和谐、长治久安的核心作用，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建立和完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治国理政体制与机制方面，道家和儒家起到了其他各派各家所没有起到的作用。按照道家“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一个人内在品德如圣人，即符合天道的“仁义礼智信”五德齐备，就可外出为“王”（领导者或管理者）了。中国古代儒家完全接纳了这一理论，并不断加以完善，形成了“内圣外王”的政治治理模式。儒家以“圣王”的标准要求现实中的帝王，要求他们通过提高内在的道德修养达到治国保民的目的，并使这一理论成为中国古人选官择士、实现政治治理的最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