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君的驭臣之道对构建现代激励机制的鉴示

　　四、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坚持德为才先的用人标准

　　古代官德具有深邃的内涵，也是对官员品行、操守的重要道德约束。《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官者只有个人的灵魂得到净化、情操得到陶冶后，才能治理国家。就连朱元璋这位以重典治国治官著称的明朝开国君主也认为，“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唯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在察举贤才时，“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康熙的德才观也颇有代表性，他指出：“国家以用人为要，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宋太祖赵匡胤更是尚能崇德、用贤弃奸的典范。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曹彬因姐姐是皇妃而贵为皇亲国戚，担任供奉官，负责柴荣的饮食茶酒之用。赵匡胤当时是后周大将，喜欢饮酒，经常找曹彬要酒喝，每次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后来他才知道，曹彬给他喝的酒，都是曹彬自己掏腰包到集市上买来的。赵匡胤非常不理解，就问曹彬：“我正因为你是管酒的，所以才找你要酒喝，你怎么到街市为我买酒呢？”曹彬回答：“我掌管的是官酒，怎么能私自动用呢？”曹彬贤德如此，赵匡胤深受触动，登基之后曾称赞“不敢负其主者，独曹彬耳”，对曹彬非常倚重。而对于献上禅位诏书、堪解燃眉之急的翰林学士陶谷，由于认识到其善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阿谀逢迎、谄媚取宠的小人本质，赵匡胤则不徇私情、弃之不用。

　　“人有人格，官有官德”，官员的官德就是其政治素质、道德品行、思想作风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领导干部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其言行在群众中能够起到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引导作用，其道德水平如何，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党的事业建设成败的根本。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官德建设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所以，必须激励领导干部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充分发挥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对才能的引领作用，从人民的需要出发，锤炼本领、增长才能、建功立业。如此，才能以德政为主导，形成官场德政的氛围，并让那些官德差的人没有被提拔重用的机会、没有玩弄权术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