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周的才德与为官之道

　　说马周是不循常规的开拓型人才，不仅在于他为自己谋进身之阶时不循常规，他在为官时对常规常制的挑战也颇耐人寻味。

　　史载，得到唐太宗赏识不到一年，马周就当上了官阶不高而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监察御史“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按照常人的思维，这时的马周应该无条件地报效唐太宗的知遇之恩。然而，马周却让人替他踅摸哪里有合适的美宅——他要张罗着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众人都笑他一介书生、布衣出身，刚有进身之阶，哪有巨款购买美宅？不久，有人推荐一处价值二百万的佳宅，马周当即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不但命有关部门替他买下，而且赐给他奴婢和家具等居家必备什物。有人以为马周倚仗皇上的器重以权谋私，用公款购宅。其实，这未尝不是马周的一种政治韬略。身处高门显贵丛中，面对种种诱惑，马周要想挺直腰杆一心一意秉公办事，必须没有后顾之忧。马周不想像颜回那样过箪食瓢饮式的苦行僧生活，他也不想做贪官，而现行的体制也不可能马上解决马周的这类问题，所以他理直气壮地报告了唐太宗，而唐太宗也完全明白马周的这番心迹，这才有了君臣二人的一唱一和。

　　还有一事也很耐人寻味。当时也有上级官员下基层不得大吃大喝之类的规定，然而马周“每行郡县，食必进鸡”，结果被小吏告发。唐太宗说：“我禁御史食肉，恐州县广费，食鸡尚何与？”反而把告状之小吏打骂了一顿。

　　马周在给太宗的奏折中多次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临天下者，以人为本”，这两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君臣二人以人为本的政治智慧。

 

　　不拘成法的创新性人才

 

　　与魏征等犯颜直谏的贞观名臣不同，马周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大政的真知灼见方面，而且表现在开拓创新、创造性地解决当时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方面。唐时的长安城是人口逾百万的世界级城市，唐王朝为了保障京城的社会治安，对居民实行宵禁，对全体城市居民昼夜的行止严加管束。从武德元年（618年）至贞观十年（636年），京城（京兆尹下辖的长安、万年二县）各街坊，由专人负责晨暮传呼，作为居民行止的信号。可想而知，如遇刮风下雨等恶劣气候，由人传呼遍及大街小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贞观十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侍御史马周奏请“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太宗采纳，“令罢传呼，时人便之”。于是在直通外郭城门的六条大街上设有街鼓，每当晨曦五更之时，随着承天门上晓鼓响，六街擂鼓三千声，各宫门、城门及坊市门才准开启；每当日暮黄昏来临，随着承天门上暮鼓动，六街鼓承而振之，擂八百声，各宫门、城门、坊市门应声关闭，街上禁断人行，所谓“六街鼓尽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对月”。这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城市预警系统吧？

　　马周在京城交通秩序的管理上也有重要建树。据《大唐六典》卷二十五《诸卫府》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