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正能量的积聚与释放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徐毅成日期：2013-09-26 18:01:29

：《服务型政府模式下政府人事制度的理想类型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8期）。统治型政府时期，首要的价值追求是秩序，而实现这种价值追求的路径是个人权威，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具有身份差序；管理型政府时期，首要的价值追求就是效率，实现价值追求的路径是契约、控制和激励，所处的社会是法理上所谓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服务型政府时期，首要的价值追求是公正，以及对底层的回应，实现这种价值追求的路径是沟通、合作、伦理和责任感，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知识普及、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从这三个时期的变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每一种模式或类型阶段下，价值追求的变化和向前演进，每一种价值追求路径的演化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它内在隐含的就是社会政策中所阐述的“价值有涉”。正如蒂特马斯所认为的：“最低限度，我们有责任清楚说明自己的价值；当我们讨论像社会政策一类科目的时候，我们更有这么做的特别义务；相当清楚，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这种“价值有涉”的终极目标就是以行动为导向、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体的社会政策正能量的体现。从我国来看，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治理模式的变革，才使得社会更加和谐与稳定。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吹到各个角落：没有了彩旗、标语、警车和鲜花，简化了会议、用餐……地方政府朴素务实的新面貌让与会者和民众感受到了正能量。

　　从公民权利的发展来看，其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社会现象。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进程，而且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公民权利中社会权利的增长更是奠定了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公民有权利、有资格、有自由去发表言论、追求信仰等。英国《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被认为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马歇尔的“社会权利”为当时《贝弗里奇报告》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最流行的解释（林闽钢：《现代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与名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社会权利的落实意味着强制政府履行保障责任，公民的保障和待遇不再是一种施舍、恩惠，而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取消了各种特权，从而整体上实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艾斯平·安德森用劳动力的“非商品化”来衡量资本主义世界福利政策的水平。“非商品化”是指个人福利相对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因此，社会权利的发展削弱了公民作为“商品”的地位，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社会权利扩展得越宽泛，“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社会政策正能量也将更强大。

　　从社会组织的完善来看，随着新媒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传递正能量的强大工具。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多元社会格局逐步形成，行动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行为关系复杂化、风险冲突多样化。加上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广泛性，过去以“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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