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软政权”根因与“压力模式”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模式，即于建嵘等学者所说的“压力维稳”。自上而下的压力模式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显著效果，是应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危机管理的惯用方式。比如，针对广东连续发生的因农村征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在2005年12月23日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现在农民上访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征地有关。今天，我说三句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今天我重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路还得修，工程还得上，但是要把握好这三条红线。今后，如果发现谁越过了这三条红线，引发群体性事件，一律免职查处。”“三不一查处”措施的颁布，在短期内使广东因农村征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大幅减少。

　　自上而下的压力模式在防治群体性事件时，还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顶层设计、科学防止群体性事件。自上而下的压力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处置。其关键是要将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长期化、持续化与法律化，这样才可以防止“人走政息”。二是彻查真相，追究当事官员责任。在部分基层政府陷入“软政权”怪圈、个别腐败官员取得既得利益时，群体性事件的根治就需要借助上级政府的力量，以彻查事件真相。如2008年“瓮安事件”发生后，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武警司令员吴双战均先后做出重要指示；贵州省委、省政府也迅速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并建立了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组成的一线指挥部。在十余天内，事件真相得以迅速查清，“瓮安事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116人。随着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问责制度被纳入党的纪律条例之中，使基层官员高度重视辖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大降低了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然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虽对免职干部复出有明确规定，但随着事件的解决和舆论关注度的下降，有一些官员就会悄悄复出，一旦被媒体曝光后就会引起舆论哗然与百姓质疑。因此，免职干部的复出问题需要引起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要严格按照章程办事。

　　第二种是自发的压力模式。这种压力来源于官员群体本身。不同官员之间存在着差异，有的官员符合管理学上的“自我实现人”假设，希望通过实践改造社会；有的官员符合管理学上的“利益人”假设，希望在任期内拥有较好的政绩，获得晋升机会；还有的官员符合“社会人”假设，更在意为人民服务与群众的美誉、自己的官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对上述各类官员均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对官员的晋升、声誉、威望均造成损害，所以无论何种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均会产生自发的压力，从而积极处置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