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权公开”的政治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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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火如荼的“县权公开”进程中，我们在看到新希望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难以突破的困境。 “县权公开”依赖党中央的引导和试点，也更加依赖县委书记的个人见识和魄力。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林教授十分肯定地说：“这些改革具有普适性。因为基层的情况差不多，遇到的问题也差不多。”关键在于，一把手到底愿意不愿意改革，是真心拥护还是假意应付。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曾讲：“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其实质是县委书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但在县一级权力架构中，县委书记除了对当地的重大项目、人、事、财权进行支配，还可以直接影响和制约身边人的命运，而别人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缺陷。恰如社会上诟病的那样：“上级监督一把手——太远，下级监督一把手——太难，同级监督一把手——太软，法纪监督一把手——太晚。”曾任成安县委书记的王晓桦曾经反思：“（成安的经验）为什么很多地方不能效仿，这是一种悲哀。很多地方不学，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限制的是一把手的权力。”一把手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这本身需要很大的勇气、胆识、责任和牺牲精神。这是一个悖论。 再者，“县权公开”就像基层民主一样，需要大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的支持。比如，对县委权力进行勘定和规范，首先要有一个大的框架背景，党委的权力范围、人大的职权范围、政府的职权范围，至少这几个范围应当厘定。因为限制县委权力，就一定会涉及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权力关系界定。如果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能够与人大改革、政府改革有机衔接，整体设计，配套改革，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当然，我们还应为“县权公开”鼓与呼，更要为开拓者营造宽松的环境。改革的先行者与开拓者往往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和牺牲，因此必须从政治上旗帜鲜明地保护、鼓励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我们需要积累经验。就国家而言，有责任对开拓者进行支持和引导，对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和总结，对他们的失误给予宽容。从社会公众来说，我们也不能要求国家“毕其功于一役”，改革需要探索，也需要时间。 （注：本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0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 责任编辑 王秀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