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嵌入的乡村社会治理分析／毛高杰

　　三、基层党组织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形态

　　乡村社会是一个系统，包含组织、政治、文化和伦理等次级系统，一个良性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所有次级系统都得到充分发展、各次级系统间又良性互动的结构化状态。

　　1.党组织嵌入乡村社会生活场景。在党组织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党的思想和路线通过农民自身的广泛参与得到具体体现，在贯彻党的路线的同时，乡村社会的生活场景得以重新塑造，党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高度融合得以形成。正是党组织成员与乡村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上的高度共享，党组织才能获得在基层治理中的强大动员力量。基层党组织成员本身就是乡村社会一分子，享有乡村的社会资本，可以在治理中动员乡村社会资源；党员身份本身又是一个政治精英符号，吸引了乡村社会中有能力的成员，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这就构成了乡村基层党员在乡村社会中的天然结构优势，具有伯特所说的桥接优势。［3］在乡村治理中，党组织成员的身份与乡村社会的高度一致性保证了乡村社会变迁的连续性。从20世纪初期到目前，乡村社会在党组织嵌入前后可以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场景。前一个场景是乡村社会自由发展，在遇到剧烈的社会动荡后出现断裂。后一个场景是乡村受控发展，不论出现何种情形，乡村整体上都处于党和国家的掌控之下。这种状态在如今的乡村治理中依然存在。在现代社会，乡村社会成员主体依然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但选择能力的加强严重冲击了乡村社会场景与党组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党组织成员能否与当地乡村生活融合的问题。“枫桥经验”中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就是以乡村社会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将本来属于地方社会秩序失范的问题以本地力量加以解决。在社会矛盾多元化的今天，在地属性的管理和更高层次社会身份的管理需要党组织的进一步创新。正是基于党组织和具体场景的高度融合式治理模式，在将“枫桥经验”移植到其他场景时，也保证了治理行为对各种治理要素的强大动员力量。

　　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嵌入保证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向。如何保证乡村社会治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良性有序运行，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党组织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场景，使自发的乡村治理转变为受控的乡村治理，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受控可以通过多个方式加以实现。一是乡村治理的制度由党组织贯彻。乡村治理面临各种具体而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形，很容易出现超越国家法律规范的情形。这种情形可能是少数人谋私利的情形，也可能是乡村治理中精英阶层操纵基层社会的情形，对这种超越国家法律规范的情形可以通过党组织上达中央，借助国家权力予以纠正。党组织的这种机制可以在乡村的某种情形具有普遍性时转换为政策，以实现具体治理情形的理性化，实现乡村治理的自生自发秩序与党的政策的动态协同。二是在乡村出现分化之后，不同乡村的先赋资源不同，国家城镇化政策带来的地理优势的增值也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案。国家通过制定政策，针对不同村庄类型采取不同的治理指导方案，可以避免治理中的“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