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建设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探析／周生虎 刘 铁

　　法家的国家信用建设方法可以归纳为立法树信、执法固信、普法表信三个方面，立法的要点是无私、不变，执法的要点是必信、自审，普法的渠道是树典、暗化。［3］法家关于国家信用建设的原则与法治政府建设中“守法诚信”的内容高度契合，其建设方法对诚信政府建设亦有所裨益。“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保证行政权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科学合理、稳定连续，抛开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倾向，简政放权，政策过程完整，此为立法树信。政府作为执法主体，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模范遵守诚信规范，言必信，行必果，行政过程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改进工作作风，此为执法固信。政府作为法治社会和诚信社会建设主体，以政务诚信为表率，完善社会信用系统，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开展重点领域诚信治理，此为普法表信。

　　作为组织和个人的一种行为取向，诚实守信兼具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的目的性价值。法家的诚信观近似于儒家“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伦理考量，通过以上率下的诚信建设，打破长期战乱造成的人人自危、各自为城的社会心理藩篱，重树互信和谐的德道法则，体现出一定的目的性价值。然而，“刑赏信必”的主要出发点仍是将诚信建设作为执法护法的工具，用于统一思想，为法律的推行扫清障碍，维护统治秩序。“诚信政府”则超越了诚信的工具性价值，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诚信政府建设的终极价值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7.

　　［2］俞可平.走向善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2.

　　［3］罗教讲，罗玮，谢熠.论法家的国家信用观及启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9-84.

　　

　　责任编辑 姜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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