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领导行为困境与能力提升路径——基于108个案例的深入分析／张春颜

　　通过分析发现，治理效果较好的案例大体是由于以下原因：①防控措施及时有效，能够及时控制住局面；②资源供给充足，包括资金以及各类所需物资；③后续援助措施能够跟上，包括对遇难者家属实施抚恤、经济救助等；④信息沟通到位，如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发布信息等；⑤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关解决办法，做好善后和恢复重建工作；⑥重视对灾民的长、短期心理干预等。

　　二、灾害性公共危机中的领导困境

　　综合分析选取的案例，可以看到：虽然多数案例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但依然有部分事件的处理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108起案例中，民众有不满情绪的达35起，占总数的32.4%。这些事件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有：有关信息未及时公布、调查进展慢、隐瞒事实、未及时回应民间流传的谣言、防控措施不到位、恢复重建和后续补偿没有做好、当事政府未做到勇于承担责任、各部门之间的救援行动不协调、未安抚好受灾人民的情绪等。具体来看，其行为困境可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政府信任的差序格局困境。民众对政府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各项应急措施能否及时落实到位，进而影响到最终的治理效果，而这种信任是有层次差别的，也就是信任的差序格局，即民众对于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分布呈现出不同特点。比如，美国政府信任的分布就近似金字塔结构，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度略低于州政府，对州政府的信任度又略低于地方政府。也就是说，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高的。而我国的政府信任差序格局恰恰与美国相反，其分布从高到低分别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也就是说，我国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是最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应急措施不及时，各部门之间的救援行动不协调，甚至个别案例中存在隐瞒事故事实的情况。

　　2.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困境。网络化时代，传统媒体的地位受到冲击，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那种仍旧把传统媒体“看成把关人，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1］的观念已然不再适用，民众情绪的影响力远超过事实本身，相较于事实真相，民众更在意的是自身情绪的表达。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困境。［2］在这种背景下，领导主体所公布的官方信息极易淹没在海量的信息流里面，并且在众说纷纭的信息面前，民众有时难辨真假，大大降低了政府和民众之间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如在多起化学爆炸、蓝藻污染事故中就出现了由于信息沟通无效进一步导致的舆情危机和社会恐慌问题。

　　3.应急管理的多部门资源联动协调困境。国家总体预案和各地方预案中虽然规定了协调联动的原则，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大大降低了各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特别是在跨区域、跨行业的危机治理方面，由于联动协调不到位，往往导致应急治理效果较差，如大范围的公共卫生事件、污染事件，所涉部门过多，协调不到位，导致综合治理效果不理想。

　　三、灾害性公共危机处理的领导能力提升路径

　　1.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以社会信任弥合政府信任缝隙。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