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官员腐败行为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官员行为选择框架／毕鸿昌

　　二是由于扶贫政策覆盖面广，不同项目之间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具体到每个贫困地区的扶贫信息更是错综复杂，而贫困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导致他们有时难以及时获取最新的扶贫政策消息，对扶贫资金的数额、补助种类与申报要求等详细信息掌握不足。相反，贫困地区官员更了解国家扶贫政策，信息优势可能导致其行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在委托人无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代理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另外，扶贫领域还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部分扶贫项目并非完全实行全额配套，还需要贫困户自身配置部分资金。比如，甘肃省部分贫困县的沼气建设工程，需要贫困户等比配置资金，部分特贫困户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状况，选择不建造沼气处理池。“精英俘获”现象客观上导致部分扶贫资金未能得到有效利用，给了贫困地区官员一定的腐败空间。

　　三是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官僚制，我国在公共行政中采取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管理制度。我国干部管理并不完全依赖严格的法律制度，还要依靠干部对组织的忠诚与承诺去实现具体的政策方针。但在压力体制下，这种干部管理制度的缺点在于规则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性较弱，基层干部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行政行为的随意性更强，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另外，贫困地区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威，他们更可能利用手中的职权主动寻求腐败机会。贫困地区腐败正是这一弊端的具体体现。

　　（二）内外环境变化，腐败意愿变强

　　一方面，西方腐朽文化的传播腐蚀了部分官员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社会也趋于和谐稳定。但是，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也随之传入我国，部分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诱惑，通过各种手段疯狂敛财，最终成为害群之马。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调任干部的巨大心理反差也加强了其腐败意愿。部分由外地调入贫困地区任职的官员对外部客观环境认识不足，难以适应当地恶劣的环境和生活条件，进而产生了一定的悲观与畏惧心理。而且，由于空降式任命，他们破坏了贫困地区原先趋于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当地干部的仕途轨迹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难以得到当地干部的全力支持与配合，导致他们无法有效实现预定的发展目标，对他们的政治仕途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们逃离贫困县“官场泥沼”的决心。但由于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原则，上级领导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治官权”，下级政治上的升迁需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所以，部分贫困地区官员会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收受下级官员与开发商等人的贿赂，寄希望于收买个别上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