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治理的公共逻辑及其优化路径/祁志伟 王浩骅

　　二、推进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细究此逻辑背后的现实问题可以发现，中国式公共治理观念与能力或许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答案。通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的数据信息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1］。其中也可以管窥一个共性问题：贪腐目标的内容基本一致，包括权、钱、色等，而大部分官员借助行政权力大肆敛财有两个明确的指向：一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将来生活更幸福，日子更轻松，即使在将来不参加工作或移民海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证衣食无忧；二是考虑到未来社会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更加担心自己子女的生活能力和学习工作能力不如意，不断敛财是为了消除对未来的担忧。基于此方面的充分考虑，腐败官员以上述明确指向为目标，以贪腐敛财为手段，形似于一场职场竞赛或者说升级版表演赛，所以，这类社会“精英”在不断向上“努力”，而能够解释这一社会现象的莫过于彼得原理，这些群体会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不能称职的地位为止。上升的方法主要有两类渠道：借助所谓的“社会资本”；自我推动力，即能力、知识、经验学习等。从已有的现象进行检视，其中不乏能够用彼得原理来解释的腐败官员，但这些官员不止于追求权力，更趋向于对其代际公共治理的规划而寻思贪腐路径，凭借囤积资本，将代际公共治理能力与目标转变为一种应然状态。

　　沿着目前隐性逻辑进一步来看，需要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就是伴随着此逻辑而来的认识性与实践性困境。一方面，隐性循环逻辑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该逻辑演进的事实极容易造成部分机制的临时性断裂与资源配置的失范。从矛盾的主要表现特征来看，防止官员腐败、代际公共治理、资源单向性流动与聚集等充分说明了腐败现象与秩序低效性依然是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腐败越严重，公共治理压力就会越大，且这类现象因时、因地而异。同时，矛盾的不充分性也说明循环圈内的精英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党规党章等认识和学习不够深入，尚未形成一种全面、正确、与时俱进的认知体系和逻辑理念。从理论上讲，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论述，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人们追求生活的具体内容有密切联系，即社会高速发展时代，精神要素是第一位目标，反观循环逻辑主体，可以看出事实与马斯洛的理论有所不符，其主要目的在于最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