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知难行易”视域下的领导哲学/李 斌

　　

　　二、知行合一：知行关系辩证统一

　　

　　孙中山肯定了人类必须通过实践来获得认知，这也是认知的前提，当然包括“如何当好领导”这门大学问。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出生就是领导，我们都有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渐进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他指出：“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1］150-151

　　如果仅从个体角度来讲，试想，对于“领导科学”这门大学问，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蒙昧时期，然后，随着自己一步步学习、实践，借鉴别人的理论和做法，如果打破砂锅问到底，硬是要一步一步追溯到源头，那也是别人的直接实践经验，然后再是别人学习借鉴别人的直接实践经验。如，我们今天学习《论语》，《论语》里面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实践经验，甚至包括孔子学习借鉴前人的直接实践经验，然后进行了一些理论概括。我们通过学习《论语》，当然也会获得一些关于当今领导科学的知识，但不能否定的是，在《论语》之前，或者在这之前的某个节点，我们总会面临着一个关于领导科学的蒙昧时期，不管是从个体还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时期。

　　对于“领导科学”这门学问来讲，我们不要畏惧，个体或者群体总有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总有一个蒙昧的起点，这被孙中山称为“不知而行”。虽然我们不知道，但还是要行动，要不然你就永远不知道。当然，这里的行动也包括学习理论的学习行动。学习也是一种行动，我们党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当我们经过一系列实践之后，既获得了成功的经验，也产生了负面的教训，我们就进入了孙中山描述的下一个阶段了，那就是“行而后知”。比如，我们在经历了一系列领导实践后，就知道当领导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在这之后，当我们对某项事物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再回到实践之中去，我们就达到了孙中山指出的“知而后行”阶段。

　　今天，人类面临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大背景，人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十分有限，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高效领导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用有效的资源去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要尽量避免在领导实践中出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状况，以免付出惨痛代价。相反，我们要更多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先进经验，在努力实践的同时，还要通过一系列理论学习培训，尽最大努力达到知而后行，让领导成为一门科学。

　　

　　三、知难行易：要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

　　

　　孙中山强调实践的认知起点作用，这并不表明他轻视理论，相反，他相当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但孙中山主张的理论一定是经历过“行”而得到的真知灼见，并且这个真知灼见相对于行动而言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孙中山指出，“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1］231-232。这就是孙中山提出的著名的知难行易思想。孙中山还引用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