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生态建设探析/郭一宁

　　（三）民权思想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生长因素

　　民权一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旨思想之一。《尚书》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为民做主”的思想，它强调政权稳定发展的原因在于“得民心”。所以说，传统文化中的“为民做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并无冲突矛盾之处。对民众的重视成为封建社会稳固政权的文化基础，使统治者逐渐形成了尊才重德、任人唯贤的政治意识。这一政治意识刺激了文人学士、雅士贤达为国家工作、为百姓谋利、为统治者谏言的民主意识，培育了咨政纳谏的谏言文化，也为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因素。

　　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精髓为文化根基，中国协商民主开启了文化自觉与自强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使其散发着独有的思想光芒与理论光辉。

　　二、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文化特征与优势

　　中西方协商民主思想在价值导向上有一定的契合性，但由于两者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从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在文化基础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集体主义、入世精神的强调为协商民主的生成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而西方政治文化对个人主义、权力制衡的强调加深了社会公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失声”程度，公众的社会需求淹没在不同政党、集团的推诿、内耗和争斗之中，因此，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政治过程中的实践成效十分有限。

　　（一）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内含人民性、统战性、制度性三大文化属性，有效推动了民主政治、统一战线、民主治理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

　　首先，人民性是中国协商民主区别并优越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文化属性，这集中体现在党对群众路线的践行上。从党的群众路线到政治协商，再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无一不是我们党深入群众、了解基层群众心声的重要路径，随着政治参与制度体系的不断建构，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党对群众路线的践行分别体现了民意自下而上的传达和自上而下的收集，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民意传导路径。这正是中西方协商民主的根本差别，它显示了中国协商民主的人民性，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其次，统战性是保障中国协商民主广泛包容、和谐共存的重要文化因素。一方面，统战性保障了协商民主得到中国政党制度的体制关照，优化了协商主体的组织性与专业性，增强了中国协商民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统战性保障了执政党吸纳社会各界别的民意民声，进一步提升了协商主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增强了中国协商民主的适应性。统战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相比于西方政党制度下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