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构建的法理阐析/徐媛媛 丁慧民

　　法治政府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依法行政从来都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法治国家的建设虽然不只是包括法治政府，但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和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力量［4］。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都表现出了过分的“父爱主义”关怀，对社会管理大包大揽，为权力创造寻租空间；社会也对政府或国家权力寄托太多的德性期盼，忽视了一切权力都有膨胀的本性和腐化的倾向。所以，法治国家里的政府一定是有限政府，理应淡化政府的家长角色，用权力清单划定政府的职责边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法治政府是对法治国家建设、政府依法行政乃至党依法行政的最好诠释，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确保法院裁决的独立性、终局性和不可违抗性”［5］。

　　法治社会即社会是先于国家产生的，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却并非社会的全部。在二者分离程度较低的时候，国家几乎吞没了社会的生存空间，铁板一块、一切归公的制度设计抑制了社会自治因子的滋长。“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基本路径是剥离和释放。剥离政府过多的职能，释放社会的空间，因之产生了社会自主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6］。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刺激了社会肌体的恢复、社会功能的重建，加速了国家社会一元化结构的解体。因而，法治社会绝不是国家依法来管控社会，而是“运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以及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法治规范，进行社会自律自治，分担国家权力的负担，特别是监督、制衡国家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的状态”［7］。

　　在笔者看来，狭义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可以做同一理解的，都显现出了中国的执政党、政府和人民对法治的认可与接纳；而广义上，法治社会相较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无疑是更加开放、包容的概念。

　　二、凝聚法治共识是法治社会建构的理论支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1999年确立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但直至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中，一方面，我们曾经重视、在意的核心价值被撕裂，自下而上生成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从讲关系到讲规则的思维嬗变并未真正实现，人们钟情于制定规则，却总是逾越规则去寻求例外，渴求平等却又不甘于平等而迷恋特权。社会深陷有法而无治的泥沼，“法治的图景宏大美好，现实却总是差强人意，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中国社会时刻都在演绎着法治的悲喜剧”［8］。当无法无天的混乱时代一去不回、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时，与之相伴的利益多元、贫富分化及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崩塌，都合力加速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高风险社会需要一种中立、理性的治理方式，选择法治化治理正是顺应时势。

　　法治化治理的前置命题是“什么是法治”。这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恒久命题，众说纷纭的回答均源自独特的历史—政治语境，并带有相对清晰的要素和可辨析的内涵。梳理古往今来对法治的认识，主要呈现出三种逻辑形态：法治是规则之治、法治是法律主治和法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