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与公共管理的相关性：一个基于运气理论演进的考察/王升平 温 松

　　二是现代理性主义视角中的运气观。运气与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理性主义既强调理性的必要性，又强调偶然性因素对于理性计划的影响，因此，它是一种温和的理性主义。相较之下，现代理性主义则表现出更浓厚的极端倾向，这种极端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就是康德。康德式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于强调理性对于事物发展进程的绝对控制性，他试图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干扰，以充分彰显人的主体性和责任意识。康德的逻辑理路在于：对理性主体而言，人们会自觉自愿地选择并服从于绝对命令，由于绝对命令是理性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因而其必然会主动遵从并主动运用理性的力量来促使自身符合绝对命令的要求。由此，“在责任与控制的关系上，康德论证了‘我应该’蕴含‘我能够’，能动性与道德评价、道德责任之间存在等价的对应关系，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应该做的，就是他能够做到的，能够加以控制的”［5］。这样的逻辑，排除了理性主体运用运气性因素来弱化自身责任的可能。

　　三是当代道德哲学视角中的运气观。20世纪中后期，威廉斯与内格尔等学者对道德运气与道德评价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构建了当代的经验主义运气观，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承认运气对于道德评价的影响。威廉斯认为，“仅凭能动性层面的动机或意图的恰当性，不足以为行为者的所有行为提供辩护。因为，在实际中，许多行为只能在后果产生之后，依靠回顾性的叙述和思考，才可给出较准确的评价。在行为或决策的过程中，行为者不得不面对超出能动性控制之外的不确定性的干扰”［6］。在《道德运气》一书中所举的高更的例子，威廉斯认为，能为高更的选择进行辩护、证明高更当初选择的合理性的，是高更的成功。而高更的成功是受运气因素影响的，假设高更在这个过程中因某种运气因素而未能成功，那么高更就会成为一个抛妻弃子的平庸之徒而受到道德的谴责。因此，运气因素影响事物发展的结果，从而也影响人们的道德评价，人们的道德评价往往是基于结果而展开的、回顾式的。其次，影响道德评价的运气存在多种类型。威廉斯认为，运气可分为内在运气和外在运气，内在运气主要关注的是计划实施的主体，即作出选择的人的天赋、本性等；外在运气主要指的是影响计划实施的外在的偶然性因素，如自然灾害、社会环境等。内格尔（1976）将道德运气划分为四种类型：生成性运气，它关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