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威结构的变迁/朱海涛

　　（一）传统国家的解构——乡村权威的变异与“赢利性经纪”的生成

　　唐宋之后，作为一个“早熟”的传统国家，中国在乡村建构了以皇权、族权和绅权为主体的超稳定权威体系。伴随着皇权的灰飞烟灭，传统国家的一系列秩序监控和资源汲取体制解体，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心、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同时消失，中国从上到下陷入空前的权威危机之中。对于新生的民国政权来讲，如何重构国家是当时的急迫任务。在此背景下，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按照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创设了中华民国，并不断推动着国家政权建设，乡村权威的嬗变由此开启。

　　皇权被推翻后，被认为是君主专制基石的宗族制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不过，出于维护乡村基本秩序的需要，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宗族仍基本上保留了明清时期以祠堂、族长、族谱、族田、族规等为要素的构成形态。吴毅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川东“双村”的实证研究指出，这时的族权事实上仍享有一些法外治理权［1］。但由于“家国同构”体制的解体，被逐渐边缘化的宗族权威插手乡村公共秩序与法纪日益乏力，他们变异地越来越“实利”，以致成为传统乡村权威结构坍塌的一大促成因素。

　　与族权被边缘化同步的还有绅权的变异。晚清之前的乡绅作为国家统治乡村社会的中介，既配合官府行政，又保护乡民利益，学者杜赞奇形象地称之为“保护型经纪”。“乡村自治”运动使原本属于社会权威并处于体制之外的乡绅们纷纷进入国家的正式体制内部。与之相伴的是乡绅整个阶层的变异。传统的绅士精英要么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要么逃避地方事务，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土豪劣绅”乃至地痞、流氓等人物。乡绅的变异与劣化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愈演愈烈。“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2］。劣化的乡绅以国民党政权所赋予的区乡保长等职位为工具，以政府实际上默许的在与农民打交道中浮收摊派权力为掩护，充分发挥他们掠夺性和压榨性的一面，学者杜赞奇形容这样的“国家经纪”为“赢利性经纪”。“赢利性经纪”甚至“掠夺性经纪”的大量出现致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民政府由此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的实际管控能力。这种局面愈演愈烈，直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才消解。

　　（二）全能型国家——乡村社会以党权为核心的一元权威结构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建构成了一个全能型国家，其突出特点是“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进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3］。全能型国家彻底清除了乡村社会的传统权威和“赢利性经纪”，并通过“政党下乡”“以党建政”的方式迅速寻找和形塑了新兴的乡村精英，并在乡村社会建构了以党权为核心的一元权威结构。

　　摧毁旧权威、重构新权威，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使乡村顺应整个国家建设的需求是这一时期国家建构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