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提升的阻滞因素及破解路径/陈海松

　　思维决定人的行为选择，但思维并非必然带来现实的行为。那么，阻滞法治思维认同向法治思维能力转化与提升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主观原因

　　1.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意识的影响。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认为法律就是一条绳索，束缚手脚，不如个人或几个领导“拍板”来得爽快，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工作“舒适度”，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增加了工作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妨碍了事业发展，所以从心里抵触法律制度的控制和约束。有些领导干部“权大于法”的意识支配一切，自认为是特殊人群，对法律红线熟视无睹，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成为法律制度的破坏者。例如，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供电所长滥用职权，在酒后私拉电闸泄愤，造成数千户居民停电，事后还公然叫嚣“让你们知道‘电老虎’的厉害”。

　　2.经验主义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眷恋人治模式的好处，仍然沿袭旧思维和旧的领导方式，觉得行政管控的老办法管用，过去的那一套还可行，既然老办法管用，将就着用，既然领导的批示、条子、招呼比法律还管用，自然不想改。

　　3.法治认知偏差的影响。虽然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是存在重形式而轻实效的倾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特别是对宪法、立法法等涉及法治根本问题的认识不够，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一是“党法对立论”仍有市场。社会上有些人把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对立起来，错误认为坚持法治就不能提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提法治。特别是最近“西方宪政论”沉渣泛起，混淆视听。他们认为，搞法治就应该移植西方宪政模式，取消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种资产阶级法治标准是与我国国体、政体相对立的，绝不能盲目照搬，必须坚决纠错，以正视听。二是“法律工具论”大行其道。由于对传统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以及马克思法学理论“阶级统治”观点的片面认识，法律往往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工具，被当作一种予取予求的手段。法律是管别人的，而不管自己；法律是管老百姓的，而不管官员。这种只看重法律的工具性、手段性功能，而忽视法律的目的性、目标性价值，不是完整的法治思维，也无法产生正确的法治行为。

　　（二）客观原因

　　1.法外行权的政治生态的阻滞。思维是一种行为选择的过程。决定行为选择的根本动因是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预期。在众多的思维方式中，法治思维最具有明确的行为预期。按理说领导干部应该依照法治思维行事，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有的地方潜规则盛行，明规则受到挑战，潜规则比法律等明规则更有效，党纪和国法被视若无物。有的地方大搞“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人身依附、帮派关系，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建立个人的官场势力范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有人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搞个人效忠，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如果不同流合污，就会被排挤在外，甚至被打击迫害。部分领导干部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坚守法律，被迫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在这种氛围里，山西、四川等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整体性沦陷”就不难理解了。

　　2.重面子的人情社会的羁绊。虽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