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孟祥斐

　　

　　首先，分析控制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显示，除个人收入外，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和户籍身份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女性幸福感水平比男性要高，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比中年人要高，这可能与男性、中年人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有关。居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水平越高，这是因为接受教育可能有助于改善个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已婚者的幸福感水平高于其他婚姻状况者，这可能是因为婚姻为个人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安慰。本地户籍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比外地户籍居民要高，这可能是因为公共服务等倾斜于本地户籍人口，增强了户籍人口的社会认同和服务体验，从而提高了其幸福感水平。需要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未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深圳和厦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1］。国外研究表明，当国民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再显著。

　　其次，分析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模型2中，在控制了个体因素后，政府绩效因子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即受访者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宏观政策等方面的绩效越满意，其幸福感水平也越高。这说明政府对宏观社会经济管理的效果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对我国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促增效应。模型3中，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因素后，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居民所在社区资源整合利用、社区组织结构、社区自我管理、居民能力培养、社区自我服务及社区参与等方面的能力越强，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就越高。这表明，我国基层社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可以有效地促进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福利。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4中，将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综合考虑后，发现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力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两者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既存在一定的刚性影响，两者间又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一方面，政府绩效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且政府绩效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比社区能力要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基层社区建设与管理中的行政主导行为，抑制了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发育，限制了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发挥［2］。另一方面，社区能力也显示出了刚性影响，并对政府绩效有一定程度的消解作用。这说明我国社区正在成为居民新的利益整合点和组织平台，并已经实实在在地对居民生活产生了客观影响，其可以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与政府形成合作与补充。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借助对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的角度对居民幸福感进行了考察，研究显示，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是现阶段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当前我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尚未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