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更好”是时代要求

　　目前的中国社会，面对“消费降级”的应对之方，就是让没有钱的有钱，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

　　让没有钱的有钱，根本办法是促进分配公平，以此调整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是一个生产型社会，压缩人力成本就一直是获取外围市场竞争优势的手段。当我们必须回头依赖国内市场、把供给和需求在同一个空间里统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竞争优势会反噬生产者自身，因为他们提供给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形成对自身产品足够的消费力。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劳动者更好一点，这是社会多赢的要求。

　　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其抓手则从经济发展领域转向了社会治理领域。削减个税负担、扩大税基、监督富裕阶层依法纳税，可以培植中产阶层，减缓社会极化。中产阶层有消费力，也有消费愿望，因此，他们会形成有效需求，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要刺激所有阶层的消费意愿，就必须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方法包括抑制房价，完善医疗、教育、失业、退休等社会保障制度。

　　消费型社会并非毫无缺陷，但消费型社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稳定性以及更少的对外依赖性，而这些特质都是我们当下的隐痛。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信心：消费型社会比生产型社会有更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会对人更好。

　　（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19期，赵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