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远远不够

　　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既是西方政治自信的流露，也体现出西方政治的无奈。20世纪90年代宣称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现在不但不再如此认为，反而认真地反思了民主政治制度，指出其存在的种种问题。《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大卫·布鲁克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的民主已经扭曲，领袖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抑制和平衡人性的自私欲求，而是不断地去迎合和满足人们无穷的欲望。而民众也把欲望当成是应得的权益，失去了应有的自我克制。领袖和选民的这种变质，造成了恶性循环，政府做出无法履行的承诺，以致决策机器失灵。

　　任何政府要有效治理国家，必须具备治国的能力，并掌握足够的政策工具。治国的首要能力是领导能力，而不是取悦民众的能力。其实，我们也早有观察，西方民主的一大弊端是民粹和平庸，民选政府以民调治国，无法再担负领导的角色。一味迎合民众欲求的结果，是国家福利主义的重担最终压垮国家财政。几百年下来，在世界有些地区，民主被游戏化甚至异化了。西方民主的民粹化、欧洲民主的功利化、欧盟民主的民族主义，在欧债危机上都得到了鲜明体现。在如今开放体系下，满足于最不坏的制度已经不够，而应抛开傲慢与偏见，追求全球治理最有效的制度，并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过程中让实践检验各自政治制度的优劣。

　　（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王义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