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阶层桎梏及破解理路／祝伶俐 冯定国

　　阶层自我分化是社会个体差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整体素质普遍提高，广大农民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同时我国出现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新的社会阶层。”［2］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生产资料开始逐渐向社会的所有个体开放，个体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能力、资产等优势条件获得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导致不同条件的社会个体占有不同量的社会资源。资源的差异化占有推动着社会各阶层开始自我分化，由稳定的“两阶级一阶层”分化为复杂的“社会各阶层”。从工作单位性质的视角看工人阶层，出现公有制经济工人阶层和非公有制经济工人阶层两个分化路径。农民阶层突破户籍阻隔、职业阻隔、区域阻隔，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西部走向东部，从内陆走向沿海，突破农民阶层的身份标识，演化为（家庭承包经营的）传统农民、农村专业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包括农业经纪人和农资经营者等）、农村私营企业主、乡村干部、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者等多种农民身份存在形式［3］，分化为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等多部门从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因知识市场化、知识技术化、知识实用化而分化为高级技术师、私营企业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介等。改革开放40多年来，市场经济不断加速瓦解、分化生产要素的稳定状态，公有制之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猛发展，个体的差异化发展空间不断增大，个体身份标识以及阶层标识增多。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由此加速，从改革开放前的以工人阶层为主体的简单社会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多阶层并存，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经过四年的充分调查研究，确证了我国存在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并指出我国社会已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等10个社会阶层。［4］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分工驱动的阶层重组与阶层分化不断加快，社会阶层已远不止10个。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为以下几大类：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阶层的分化以及阶层的多样化发展是社会丰富样态的阶层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分工的细化。但阶层的分化意味着社会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阶层越分化，差异越大。这种差异起源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延展到政治方面，作用于思想文化。当这种差异趋于明显且稳定时，阶层之间主观上的共鸣和客观上的共通等共同元素引起的融合则基本被熔断，阶层内部开始新的阶层分化。因此，新时代以来，党在统战工作中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在坚持发挥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在推动社会发展主体作用的同时，“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5］，正确处理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