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政治生态 救助高危官员
| 新问题不断出现，要想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文明，对官员素质的要求不可谓不高。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要求是“具有良好的品行”，“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清正廉洁，公道正派”。近几年公务员考试的比例大约是50∶1，可谓择优录取，更高级别的官员则是从这些佼佼者中脱颖而出的，可谓优中选优，而高危岗位的官员，如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因岗位重要，其选择更是精挑细选。同时，我们有一套严密而精细的干部选拔体系，能保证选出的官员符合“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标准。而且，党的思想教育从未松懈。战争年代，整风运动效果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干部素质更是大为提高。由此可见，我们虽不能排除官员中确有极少数素质不高的，却不能否认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千挑万选出来的高素质者。
然而，面对倒在糖衣炮弹之下的老干部我们困惑不解，面对“59岁”现象我们无言以对，面对年轻干部的“39岁”、“29岁”现象我们更是惊诧不已。他们怎么了？于是，面对某些领域腐败高发、涉案金额巨大，人们便得出了官场高危的结论，也有了十大高危岗位之说。怪谁呢？谁叫你素质不高、缺乏自律！我们不排除这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对道德教育常抓不懈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忘却了、疏忽了、冷落了权力的天然本性和制度应当发挥的力量。 三、官场高危：制度的错？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因为官员执掌的公共权力随时都伴有被滥用的可能，所以官员这个职业随时存在着风险，而“高危”岗位官员的权力更大、更集中，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更大，风险也更高。如果官员都清正廉洁，都不会变坏，那权力就会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所以，我们常常希望官员都是好官员，永远不变坏，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权力运行的人性预设恰恰不是催生“好官员”，而是防止“坏官员”。人性本无善恶，但从政治制度设计而言，若以人性善为预设，那就应当选拔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执掌公权力，如此，天下便得以大治；若以人性恶为预设，就应当设置权力制约与规范制度，让权力“戴着镣铐跳舞”，使权力难以行恶，天下便自治。党和国家已经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说明我们政治制度的设计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从倡导人性善迈向预防人性恶。分析官场高危岗位的原因，应当准确把握权力的本质，从制度层面寻找病因，而不是一味要求官员秉承高品德、高风格，一味将“风险”的责任归咎于官员自身。其实，导致官场岗位高危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官员们在前期不敢腐败。官场上诱惑巨大、权力集中、制约监督乏力，制度执行得不到位导致官员常常能够放纵自己的权力与欲望，这便是最大的危险。而官员一旦陷入这种危险之中，国家肌体必受侵蚀，人民群众必然愤怒，为了平民愤、除毒瘤，反腐风暴便应运而生。这导致纪检、监察、检察等部门疲于奔命，人力物力大量消耗，同时，也是对官员们的不负责任。这是高危官员人生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