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与政治模式转型

　　哈贝马斯对近代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交往理性的观念。交往理性的公共性本质试图避免以权力和金钱为沟通媒介的行为所导致的私人利益之争和对公共利益的偏离。

　　交往理性要求排除权力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干涉，这能使互相合作成为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交往理性要求参与政治这样一种公共生活的公众，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能以官员的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从而有助于排除权力对公共生活的干扰。

　　交往理性使个体的立场由私人转向公众，因为公众的公共立场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交往理性要求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必须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公众的公共性立场，让个体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共同利益上来，要求公众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实践来保障自己的合理权益。

　　交往理性以开放性的话语沟通与共识为实践形式，这为政治参与的程序提供了借鉴，能够有效避免民主选举程序中的暗箱操作。交往理性是通过话语的沟通以及共识的达成这样的行为即交往行为得以实践的。这一交流过程是公开的，每一个主体所说的话是否遵循了交流语言的有效性要求，都是置于其他主体监督之下的。因此，那些伪民主话语能够被及时识破。

　　（摘自《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徐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