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机关应对网络谣言的三大问题及反思

　　2013年5月初，一位名叫袁利亚的安徽来京务工女孩坠楼身亡，随后几天引发京温商城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喧嚣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论述方便，以下把从5月3日袁利亚坠楼身亡至5月8日京温商城群体性事件，统称为“袁利亚案”）。此事后经北京警方政务微博以及央视新闻节目几次澄清和辟谣后才逐渐得以平息。然而，其中暴露的问题并非个例，一些问题更非初次暴露，如若不加反思和及时改正，来日极有可能复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重视“袁利亚案”的标本价值，对“袁利亚案”暴露出的三大问题应进行反思并加以改进。

　　一、敏感事件的不敏感与普通案件的不普通

　　从袁利亚坠楼身亡到发酵成为京温商城群体性事件，历经6天时间。在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警察们看来，“袁利亚案”也许就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案件，都够不上刑事案件。可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件连刑事立案都够不上的案件，却成为搅动互联网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一个敏感事件。正像天涯网络论坛上一个点击率超过200万的帖子开头所说的：“你说一个密室里面就一个女孩儿和一群大男人，最后女孩儿跳楼死亡，你相信她是自杀还是他杀？5月3号凌晨4点多在北京京温服装批发市场跳楼的那个安徽来京打工女孩袁利亚，就是在京温这个密室里面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警察何以能轻易定性为自杀？”

　　“袁利亚案”逐步发酵、形成网络热炒以及“5·8京温商城群体性聚集事件”，整个事态的走向发展也许有偶然性，但该案的敏感性是肯定的。“袁利亚案”与之前的“杭州飙车案”等热点案件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舆论的关注程度、网络舆情的热度并不必然与个案复杂程度成正比例关系。

　　近年来，殒命事件、刑事司法案件、涉法涉警类舆情事件每每成为社会舆情的热点。一些新闻媒体在对案情和当事人的新闻报道中过分关注当事人的社会身份、家庭背景、社会情绪，往往冠以“官二代”“富二代”“丝”等标签化、悲情化和二元对立化的名头，通过制造热点来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北京警方特别是丰台区相关基层派出所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对此类看似普通的不普通案件缺乏见微知著的预见力和敏感性，仍然仅仅立足于人证、物证等证据以及依照法定程序行事，对当事人的情绪和网络舆情走向这一“信号”缺乏足够重视，陷入对过往办案经验和自身业务能力过度自信的陷阱之中，缺乏与社会大众沟通的意识和能力，对网络谣言、舆情走向缺乏预判和预警，由此导致了事态的转向和不可控。

　　二、对网络谣言的监测缺位与处置不力

　　与其他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性突发事件一样，谣言在这起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也“应景”地出现数次，包括香港无线新剧《仁心解码II》中女学生石天欣被奸杀的剧照被移花接木，“京温女孩被七名保安强奸，警察拒不立案”的传言，“京温商城老板很有势力”的说法，伪造央视新闻频道18点播出的“共同关注”节目关于国家领导人“指示彻查京温安徽女孩跳楼事件”的新闻截图等。

　　谣言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和前网络时代，谣言仅仅是一种非主流的“畸形舆论”，那么近年来，在新媒体和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合力推动下，造谣传谣正成为一种日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