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政治上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千差万别”。对“千差万别”能够快速“一刀切”，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体制优势。但在“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所谓体制优势的边际收益也迅速递减。这就急需政治文化的转变、执政道德资源的积累以及权利的回归。

　　政治文化需要转变的地方可以说数不胜数。比如，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扶贫、税收等工作仍然带有很深的“战争体”的烙印，“歼灭战”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歼灭战”不仅仅是口号，也代表了一种治理模式。拆迁中就有诸多灰色甚至黑色的手段。这就要求在政治文化上要与“战争体”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切割。

　　执政道德资源的积累，不是简单依靠自上而下的层层贯彻所能达到，而是在政府与各种合理合法的“抗议”的互动中产生。执政党和政府愈是习惯了来自社会的改良式的“非常尖锐的斗争”并顺势改变，愈是能积累执政的道德资源。比如，在多年征地拆迁的博弈中，有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善了政策，丰富了相关民众的选择。

　　真正有价值地区分人的概念，必须有充分的权利界定。从政治上说，权利的确立过程，就是权力不断后退和划清边界以及权利相互协调的过程。权利真正扎根了，才可能出现“人人都起来负责”的局面，才不会“人亡政息”。因为，权利也意味着责任，权利不可让渡之处，也是责任不可让渡之处。

　　（摘自《南风窗》2013年第1期，赵 义/文）